日期：2008年11月8日
地点：北京大学
会议主题：“思想史语境下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研讨会
主要内容：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办的“思想史语境下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研讨会于2008年11月8日在北京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国内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19世纪欧洲文学和思想文化研究的学者20多 人。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丁宏为教授主持了会议。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的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韩敏中教授、高峰枫副教授、毛亮博士、谷裕副教授、田庆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陆建德研究员、黄梅研究员、吕大年副研究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殷企平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吴晓樵副 教授。《外国文学评论》主编盛宁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吴芬教授，对外经贸大学中德学院李伯杰教授，《读书》杂志主编吴彬女士等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就十九 世纪欧洲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话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和交流，讨论议题包括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处境与文学的关联，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思想变迁在作家笔下的反映，启蒙以后的德语文学等等。此次会议形式上不同于国内举办的其他外国文学研讨会。首先，会议有一个较为明确、集中的议题；第二，会议 不以宣读论文的形式进行，而是通过发言者的简短发言引出话题，促使所有的与会者积极参与讨论。
旁听会议的有来自外国语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20多人。同学们反映他们从这次研讨会中获益匪浅，亲耳聆听了国内该领域众多顶级学者的发言和讨论，有些同学还积极参与了讨论，这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灵感来源。不少同学表示希望今后还能举办更多类似的学术研讨会，并写下了会议随感。以下摘录两篇。
随感之一
“思想史语境下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会议上尽管探讨的话题跨越了时间空间，但每位学界前辈的发言、讨论和总结，几乎都折射出各位对我们本民族当下所面临问题的深刻忧思，带给我许多思考。
首先，韩敏中老师的开场白中提出的十九世纪欧洲格局、工业化、泛意识形态化、基督教话语以及“思想史”的宏观定义都极深刻丰富，贯穿于一整天的讨论之中。接下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吕大年老师通过OED的词条编撰对十九世纪英语的考察。首字母分别为A、B的 词条到十九世纪所占字典页数出现变化，引发语言学家对词汇意义的重新审视，得出结论：主要原因是由于某些词汇流入民间而产生的语义多歧化和拼写多样化，同时对其中某些词进行词源分析，看到了古英语词汇的传承。这一部分让我眼前为之一亮的是语言学的角度。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之后海德格尔的阐发中，我几 乎迷信语言所蕴含的本体论力量，也向来十分欣赏语言学剔精究微、见微知著的研究方式，于是感觉这个从语言阐发社会全貌的角度非常有趣。同时吕大年老师提及的古英语传承也让我心中一震，虽然并不相联系，可是我不由想起中国小学音韵、文字、训诂对经义阐发的重要性，也许在这个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失语的时代，在关 注西学渊源的同时，我们的往圣绝学，更需要有年轻的学子继承。
提及语言，不能忽视的就是话语本身的建构力量。韩敏中老师在追溯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时对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极尽批判，谷裕老师也提出德国Geistgeschichte中 隐含的权力建构，吕大年老师指出知识界的家族垄断，无一不涉及话语霸权。可是，话语是否能够脱离霸权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也许无论多么警惕，权力的渗透都是难以消解的。这里的权力并不仅限于政治意识形态，正如讨论过程中一位老师提出我们要重视思想史中的断裂，警惕人为构建的连贯思想史。可是我想，但凡考 察思想史，伟大的思想家莫不是宏观立论，六经注我，若不是“人为”建构，何来“思想史”？既是“人为建构”，再从中剖解断裂，这种“断裂”也处于被建构的语境之下，其真实性如何保证呢？黑格尔以降，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必须面对的古典哲学的终结，精神失去了统摄实在的能力，也许只有完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使意义流动起来，才是真正的“断裂”吧！可是，在这个失去根基和信仰的时代，如何怀着对存在的铭记，寻找回归家园的路呢？
也许以善意的反讽面对权力话语也不是为一种洒脱和真诚，正如谷裕老师提到的冯·塔纳老人般的宽容口吻。高峰枫老师对圣经的一番善意的调侃也听得人兴味盎然。我想在上帝实体化、信仰知识化已是既成事实的当代，对经典的拆解也就是一种对本真状态的回归吧。
审视这般礼崩乐坏的现实，毛亮老师对“labor”与“virtue” 的解判也是入木三分。宏观立论，以十九世纪三个时期的小说为标杆，揭露出劳作的日益去圣化和生活逐渐表象化的趋势，颇具思想史家的视野和气度。我想，从整个思想史的角度来观照，劳动失去形而上意义是和工具理性的入侵不可分离的，知性的僭越使劳动不再是黑格尔所阐述的“纯粹自为存在”的生成过程，在黑格尔式 的同一性思维被弃绝的时代，理性的范导性作用也在实践理性中缺席，导致了德性的湮灭，这样，劳作与德性的崇高渐行渐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诸多忧虑罗列于此，如今大行的“盛世”之谈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丁宏为老师在结语中感慨，盛世，必须是“立体的盛世”，也令我感触颇多。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如同Victorian fault-finders一样的反思者和批判者，也需要除去资本增长以外的繁荣。只是，我们要思考的不仅是西方思潮入侵带来的种种现代症候，还有中华民族本身失语的被遗忘的文化命脉，毕竟失去了本民族经典对民族性制衡力量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可言的。
随感之二
讲座中，各位老师的独出机杼与热烈共鸣，让初来乍到的我感受到，学术工作除了严谨扎实，还有性情与自由的另一面，一种拉斐尔描画的雅典学派式的精神交流的欢欣。但是让我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黄梅老师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十九世纪，而且只是十九世纪，在我们中间产生这么强烈的“回声”？沿着讲座上的笔记爬梳一遍，发现各位老师的发言中，对黄老师的问题其实都已经直接间接的给出了答复，现按照自己的理解，总结如下：
一、宗教与科学，以及其他社会思潮的冲突。诚如韩敏中老 师指出，十九世纪是各种思想交锋极为激烈的时代。传统的宗教道德观在不断削弱和消解，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纷纷登场。科文索用计量方法近乎偏执的解读摩西五经与阿诺德随之而来的猛烈抨击，无论孰是孰非，都显现出，正是这种新旧势力博弈的大环境，激发了一批有识之士去反思，回应，邀请公众提高注意力 和参与共同讨论，产生出一批超越时代性的，反映一切社会转型期所共有之特点的著作。仍以圣经的诠释问题为例，它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学术方法，更是信仰有无必要，如何坚持，主张服从的灵性与主张批判的理性如何妥协，甚至对公众的有效控制等等深层的问题。回看当下的我们，在意识形态神话逐渐退出，各种社会思潮蜂 拥群起的时代，阅读19世纪文学，自然有借古鉴今，把握定位的作用。
二、身份与伦理道德的认同。谷裕老师通过对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民族“Geist”与“有教养的市民”生活方式的诠释，令人信服的展示了德国国家/阶层双重身份认同的构建。统一后构建民族精神的迫切，由于宗教融合而凸显出的个人化与多元化，“教养市民”们随经济政治地位巩固而来的冲动，英雄主义的浪漫空想，趋炎附势，攘内排外的浮躁，以及迟到的反思，同时出现在一个我以前并不熟悉的历史语境中。这与吕大年老师提及的英国新兴中产阶级“知识联姻”, 以知识与信仰为媒介（旗号？）行扩充社会影响力之实的现象，几乎是异曲同工。对知识的控制，在社会舆论中抢占主导话语，几乎是任何一个新兴阶层的必经之道。联系当前我们“和平崛起”，“世界主导”论调，各种媒体中弥漫的精英/草根之争，有识者怎不会有古今同慨之叹？此外，毛亮老师由经济危机回溯到三部经典文本，提出labor与moral value的联系以及变迁，指出从农耕劳作理想蜕变到特罗洛普作品中的集体金融犯罪，是多么可怕的过程。这一视角连同殷企平老师对威廉莫里斯 “Leisure is an extension of work” 的强调，是否为我们看自己的股市楼市熊市牛市提供了一个有趣但绝不滑稽的视角呢？
思想文化的交融。韩敏中老 师开篇便提，欧洲各国研究者的共同话题太多太多，各种思潮互相连带，文化的概念已经跨越了国界，一种“欧洲文化”的大视野大概念逐渐形成。讲座邀请的研究德法等国文学的专家，也是有这种对照互证的深意。在当今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的今天，梳理欧洲各国思想的影响与变迁，也可以对我们自己接受西方文化提供一个 可资借鉴的范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