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8年11月1日至11月3日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
会议主题：现代化进程与外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
主要内容：由《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和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外语学院联合主办的“现代化进程与外国文学”研讨会于11月1日至2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会议规模较 小，但大腕云集，仍能极视听之娱。陆建德、盛宁、虞建华、殷企平、黄梅、郭宏安、吴元迈、刘亚丁等名流的在场，使得此次会议成为一次盛会。
此次研讨会属命题作文。源于陆建德主持的项目“现代化进程与外国文学”，与会者亦多有参与此项目的其他专家。由于主题具体，审选严格，使得研讨会的发言都 紧扣“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两个关键词。从发言总人数看，关注重点是英美和俄罗斯，德法略有提及，而亚非拉则无人问津，遭郑克鲁之质疑。
会议之初，盛宁提出要求，希望发言者能够脱离书稿，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相互形成对话。从两天的发言和讨论来看，他的提议得到了很好的响应，产生了真正地 交流乃至辩论。陆建德是第一个主题发言者。他是此事件的发起者，从整体上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介绍和梳理，为整个研讨会提出讨论的问题，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文学能够做什么，外国文学研究者能够做什么。
吴元迈的发言题目是“现代化的歧义”，他引经据典地梳理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强调文学不是机械地、刻板地反映现实，而是复杂地、矛盾地反映生活。这一过程 是曲折的动态过程。本来这样的语言，在中学起就经常在课本上看到，以为自己很懂。但其实不然。不仅对笔者是这样，对很多文学研究者都是这样。因为相当数量 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都把小说中的事件、人物、对话都当成是现实中的事件、人物、对话。而忘记了小说首先是虚构这一前提。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作者本 人，都有各自审视事物的立场、角度、距离和目的。因此考察文学中的现实因素，不能简单化、机械化，而应该关注其复杂性、艺术性。
郭宏安研究员的主题发言是“介绍《反现代派》（2005）一书”。这是笔者首次听到“反现代派”一说。他说“没有反现代派，就没有现代派。反现代派就是追 求自由的现代派”。说到底，反现代派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次研讨会的任务，即给现代化进程把把脉，挑挑刺，让其能够健健康康地发展，并不是真正地“反对”现 代化。
黄梅研究员探讨了简•奥斯丁在当代语境下仍然大受欢迎的原因。她首先介绍了奥斯丁的“火”，体现为不断被重新翻译，不断被拍成影视作品，不断出现新的传记。然后对其进行解释，概言之，奥斯丁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能够在平淡的题材背后，寄寓深刻的社会关怀。
李永平教授的主题发言是“革命、保守与审美性”。提出一个事实：当时几乎所有的法国作家都反对法国大革命。由此引出话题：保守主义并非贬义，而是体现为社 会的良知，因此提出，政治的自由必须以审美的自由为前提，诗的启蒙才是最终的启蒙，现代化文学是对现代化的补救。这一观点在第二天早上刘亚丁的发言中得到 了呼应。刘亚丁的题目是“从超级保守主义谈起”。他认为，伟大的文学家不是众口一词地赞美现代化进程，而是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并且在关键时候起到踩 刹车的作用。当然，这在陆建德的总结发言中也得到了回应。他强调我们绝对不是想要回到过去，我们也希望农村摆脱贫困。但我们不能把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解释 成为“前进中的问题”，从而视而不见。
虞建华教授的主题发言是“当代美国文坛两部‘社会小说’的文外解读”。这两部小说分别是《纠正》（The Corrections, 2001, by Jonathan Franzen）和《我是夏洛特•西蒙斯》（I Am Charlotte Simmons, 2004, by Tom Wolfe）。这两部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现代化进程对人自身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虞教授由此出发，引出上述两位作家所写的“宣言”性文章，进而 提出现代化进程中文学体裁的问题。这两篇文章分别是：“Stalking the Billion-Footed Beast—A Literary Manifesto for the New Social Novel”，1989，by Tom Wolfe，以及“Perchance to Dream: In an Age of Images, a Reason to Write Novels”，1996，by Jonathan Franzen。这两篇宣言都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一，文内研究向文外研究的转移；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到底还能走多远；三，现代主义出现走向“枯竭” 的征兆。综而言之，为了能够有力地反映现实，文学应该向现实主义回归。虞老师视角独特新颖，分析鞭辟入里，令人深受启发。特别是把文学的社会使命和道德良 心，同文学的写作体裁联系起来；把文本分析同作家的理论著述联系起来；把同时代不同作家联系起来。他的发言给我们传达了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社会问题亟 待文学向现实主义回归；第二，文学研究应当在文本内外进行分析。第二点也正好回应了吴元迈强调的文学反映现实的复杂性问题。只有文本内外结合，我们才能真 正看清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而不至于仅仅抓住文本的片言只语，得出一个偏颇糊涂的结论。
第二天的分组发言也非常精彩。例如王建平教授的“传统与现代之间——自治、主权与土著文学传统”，对现代化的概念本身进行思考，提出：现代化是谁的现代 化？印第安人的现代化是什么？进而对美国文学的派系化进行了分析。殷企平的“《拼凑的裁缝》为何迂回曲折？”、廖昌胤的“乔治•艾略特晚期小说的政治现代 化悖论”、汪介之的“选择和归依：东方还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母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Steven Weathers所做的“The Harlem Renaissance: World Impact form a Modernist Sub-Movement”发言，图文、声情并茂地介绍了一个伟大的文学现象的根本特征，以及其与当前文化的关系。
在2号下午的总结大会上，盛宁对研讨会做出了高度评价，特别强调了脱离文稿，直抒观点的重要性。并言及撰写论文时只有引用而无观点的弊病。此后陆建德做了总结发言，对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社会批判和道德良心的作用进行评述。
此外1号晚上6点半，陆建德在上海师大做了“战争文学中的二元对立”的学术报告。由于大部分与会者的参加和与大会主题的相关性，不妨把这场演讲也看作研讨 会的一部分。他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讲述“灰色地带”，很多地方在道德寓意上很难进行评价。他援引《静静的顿河》、《第四十一个》、《二十二条军 规》、《屠场五号》、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等著作，批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贴标签的作法。优秀作家在描写战争的时候，往往在追问自己的良心，恶往往就 在自己身上，而不轻易地把恶加诸他人。作家应该代表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良知和良心。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具有必要的善恶观和自己的立场，但我们反对简单化的善 恶世界和一根筋地看待世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