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评理论学院”看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 

 

 

                                      朱刚

 

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在二十世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科学的日新月异，西方人文学者对人类文化的进步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众多突破。文学文化批评理论虽然只是思考的领域之一，但是由于本世纪人文学科之间、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以及人文-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渗透，使得批评理论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了解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西方其他学科领域的面貌，了解西方社会近百年发生的深刻变化。

虽然当代批评理论滥觞于本世纪初，但由于其先锋性，五十年代之前并没有为西方学术界主流所认可。在美国和加拿大，五十年代时批评理论研究仅限于所谓的“理论系”，即比较文学系和法文系（四十年代以后很多批评理论出自法国），而当时大部分学者对这些舶来之物持怀疑态度，甚至感受到理论的“威胁”。但是七十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学专业学生跨系选修批评理论，到八十年代中期，几乎无人不谈理论。没有当代批评理论作为铺垫的博士论文几乎不可思议，硕士论文也大多要求表明研究方法。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曾说，多伦多大学英语系招聘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教师，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了解现当代文艺批评理论，因为“理论”如今已经成为人文学者必须具备的素质。[1]曾有一种说法，说人类有史以来发生过的巨大变化中，大部分巨变发生在二十世纪；人类有史以来产生的科学家、思想家中，大部分生活在当今社会。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人类有史以来产生的文艺文化批评理论家，大部分生活在今天。

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发展变化，可以通过“批评理论学院”（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窥得一斑，因为它自称是美国当今集中研讨批评理论最好的场所，欧美大部分一流的批评理论家都在那里讲过学，其中中国学者较为熟悉的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德·曼（Paul de Man）, 波逖（Richard Porty）, 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 赛义德（Edward Said）,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巴特勒（Judith Butler）, 怀特（Hayden White）,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伊瑟尔（Wolfgang Iser）, 莫娃（Toril Moi）等。“批评理论学院”酝酿于1974年，197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Irvine分校正式成立，首届讲习班开学。此后每年举办一期，学员来自世界各地，每期平均85人左右。2000年6月15日至7月29日我参加了由康奈尔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康奈尔大学人文学会（Society for Humanities at Cornell）联合举办的第二十四期“批评理论学院”研讨班。去康奈尔之前及在康奈尔期间，我采访了美国几位有影响的批评理论家，其中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家，哈佛大学法语系教授佳丁（Alice Jardine）, 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费希（Stanley Fish）,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法语系主任、批评理论学院主任尼克尔斯（Stephen Nichols），及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周蕾（Rey Chow）。根据和他们的交谈，结合“批评理论学院”的发展，本文对本世纪美国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及世纪交替时期美国批评理论的现状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批评理论学院”的办学宗旨来自于四十年代后期建于俄亥俄州肯庸学院的“肯庸人文学院”（Kenyon School of Letters），办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基本相同，但是运作模式则十分不同。创办“肯庸人文学院”的目的是向美国学术界（尤其是高等院校）推广当时正处于巅峰的英美新批评和其他一些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其创始人、早期新批评家克里格（Murry Krieger）和亚当斯（Hazard Adams）广招各方名家来学院讲学，如当时著名的新批评学者博克（Kenneth Burke），维姆萨特（William Wimsatt），沃伦（Robert Warren），韦勒克（René Wellek）及一些欧洲学者。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英美新批评，当然影响也就仅仅局限于此。五十年代“肯庸人文学院”转到印第安那大学，名称也改为“印第安那人文学院”（Indiana School of Letters），但这种办学模式产生了问题：“印第安那人文学院”很快被印第安那大学所“兼并”，变成印第安那大学的一部分，无法独立自主地进行运作，“肯庸人文学院”也因此而寿终正寝。

六十年代中期新批评之外的各家理论已经纷至沓来，但是并没有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充分注意。所谓的“理论意识”起源于1966年在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一次文艺理论研讨会。当时结构主义正取代形式主义和存在主义批评在美国大行其道，刚从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多纳托（Eugenio Donato）和该校青年教师麦克希（Richard Macksey ）招集了一个结构主义研讨会，邀请了布莱（Georges Poulet），热奈特（G閞ard Genette），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y），拉康（Jacques Lacan）等一批欧美有影响的理论家与会，其中包括当时尚无人知晓的德里达。德里达在会上宣读了著名论文《人文科学话语里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突出了结构中蕴含的矛盾和冲突，批判了西方形而上传统，在这个讨论结构主义理论的会议上宣告了结构主义的终结。一年后，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次会议的论文集（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 of Man），使德里达的思想在美国学界迅速传播。其实该论文集里收集的其他一些论文也同样开始质疑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如二元对立）和使用的方法（reductionism），展现出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痕迹。尽管当时大多数美国批评家仍然觉得德里达过于激进，很难接受，但是在当时风起云涌、激烈变革的社会背景之下，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解构主义的革命性，是取代保守的结构主义的最佳选择。克里格、亚当斯、耶鲁大学的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等人在七十年代初意识到，批评理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具备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应当使这个元话语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机构，让对批评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利用暑期来学习这些当时尚未进入研究生课程的新方法新观念，或让对理论感兴趣的高校教师来这里进行知识更新。办学需要固定场所、常设机构和经费资助，所以“批评理论学院”必须挂靠在某所大学。但是为了避免“肯庸人文学院”的命运，让“批评理论学院”具有自己的特色并长期存在下去，他们决定不和所挂靠的大学产生隶属关系，采取的策略就是流动办学制，不在任何大学逗留过长的时间。所以这些年来“批评理论学院”一直在流动着：197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Irvine分校，接着转移到西北大学，四年后移师Darmouth学院，1996年来到康奈尔大学，很快还会继续移动。赛义德曾经把批评理论的性质归纳为“移动”（traveling），即批评理论如果要保持批判性，就有必要不时地“漂移”，以便打破自我封闭，不断处于交流对话发展状态，防止被“物化”成资本主义的一件商品[2]。这和中国古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观念十分近似。“批评理论学院”便是这些观点的一个有趣的实践。

“批评理论学院”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克里格和亚当斯的初始目标是传授知识（批评理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来年。此后批评理论在美国迅速发展，进入大学研究生院，成为研究生的必修课和本科生的选修课程。此时“批评理论学院”的办学宗旨也随之有所改变，突破单纯的知识介绍和传授，提供机会让学员亲身体会新理论新方法，使他们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比如学员们在各自学校研读德里达的著作，到了“批评理论学院”则可以面对面地和德里达本人进行六个星期的交流、争论。搬到Darmouth后，“批评理论学院”仍然热衷于这种让欧美一流的理论家和学员当面交流的办学形式，但是八十年代后期情况有所变化：美国批评理论到了所谓的“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al moment），批评界出现对纯理论的反思。所谓的“纯理论”或者“元理论”指只满足于侈谈“理论”的理论，通常指解构主义或者拉康心理分析等伴随“语言学转向”的批评理论。这个时期的“批评理论学院”一方面注意反映、探讨各种新理论新方法，一方面更加注意批评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扩大“理论”的涵盖范围，把艺术，历史，思想史，甚至法学等包括进来。如2000年的研讨班六星期的专题研讨有四个：少数裔研究，文学系统论，二战时期的屠犹（holocaust）研究，加缪研究；内容上包括文化、文学、历史、思想史；两星期的系列讲座有两个：当代法国思潮、艺术史和英美当代诗歌理论；以及五个一次性讲座，内容包括性别研究，哲学，法学理论等。

“批评理论学院”主任尼克尔斯认为，所谓“后理论”的出现是批评理论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八十年代后期起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科技、文化事件，对批评理论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他认为，大凡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理论家们总会不约而同地关注历史：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就是批评理论和历史、地缘政治的结合，怪异论（queer theory）是批评理论和人类学结合的产物，批评理论进入人的主体问题（subjectivity）时便产生了当代（late）女性主义研究，离散族裔（diasporas）研究等，统称为“身份问题研究”（identity studies）。哈佛大学教授佳丁也把八十年代后期称为一个时代（后现代）的结束，标志了新时代（她称之为trans-modern时代）的开始。对这个新的时代，美国理论界尚没有做过系统的归纳，但是其存在（即它和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区别）却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如后现代主义原本就已经对形而上的“客观”、“真理”进行过解构，但是此时却发现虚伪和“操纵”其实充斥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3]醉心于精心挑选一些解构实例实在是显得微不足道。

其实，“后理论时代”或者说美国批评理论在世纪末的变化，从更深的层次上说，倒是反映出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一种困境和无奈。首先，“后理论”所主张的“现实化”（contextulization）并没有改变传统批评理论的性质。它虽然想对批评理论近三十年过于文本化（textualization）作出反拨，但是取代 text 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这个context，而是“文本化了的现实”（textualized context），仍然是纸上谈兵。虽然当代批评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性别研究，族裔研究）的政治关怀似乎更强，但批评理论仍然还是一个“理论实践”（praxis），依然沉醉在话语层面兜圈子，始于词语，终于词语，并没有做到尼克尔斯所说的真正跨出从结构主义开始的“语言学转向”，对人的关怀（humanistic turn）并没有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问题的实质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解构主义，一切实实在在的建构不仅在理论上与之相背，而且实践上即使要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理论上行不通，实践上也就做不到。另外，由于语言和表征的任意性，解构本身也随时面临被自己消解的可能。因此一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对理论的批判效果不仅十分怀疑，甚至十分悲观。如福科早就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融异己力量，需要消除话语屏障，更好地控制话语传播，最大限度地降低异己理论的破坏力，因此也需要理论进行一些对现实不会造成伤筋动骨的“批判”。斯皮娃克也坦言，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相比，批评理论显得微不足道，用理论来“匡正时弊”只是理论家的“幻想”，自居“边缘”的“世俗知识分子”甚至就是中心的同谋。莫菲也说过，理论批判犹如摘除引信（defused）的炸弹，看上去来势汹汹，却不会给对手造成实质性危害。[4]因此，当今的批评理论越来越学院化、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封闭在象牙塔里，沦为批判对象的工具，不停地复制出它原本想消除的对象，所以越来越难“批判”现实。

其次，即使批评理论对现实产生过正面影响，这些影响在今天也在消失。以女性主义批评为例。佳丁指出，女性主义确实给妇女带来了解放，拥有了一些政治权力，尤其是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但是这些成就现在看来十分脆弱：女童教育确实比较普遍，但是即使在美国绝大多数女童只能上条件较差的公立学校；女性确实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大的支配权，但是后来才意识到女性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健康（避孕药会致癌），而性解放性自由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女性而是男性，“性解放并不等于女性解放”；职业女性确实在增多，但是近年的统计却显示，法学院、医学院的女生人数在减少，原因是法学、医学界仍然是男性把持的领域；男女两性的相互理解确实得到改善，但两性的社会角色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与此同时，传统思想以新的形式继续对女性施加负面影响：泛滥的化妆品、美容院“可以把最开放的新女性变为她维多利亚祖母所期望的那种洋娃娃”，电影女明星的粉脂气也抵销着女权主义的战斗精神。[5]相似的理想幻灭感在族裔研究里也十分普遍：黑人区的犯罪率是在下降，但这是因为监狱里关押的黑人青少年犯人数量最多。

九十年代出现的新形势也使女性主义难以应付， 如佳丁所称的“拥有”（access）问题，即谁可以享有和掌握技术，科学，教育，信息，互联网，医疗福利。今日的美国社会正在两极分化，体现在对所谓的“四大要素”（空气，水，土，火）进行重新分配，无法“拥有”者只能住在遭到污染的城市，食用超市里经过化学处理的食物，忍受能源匮乏带来的不便。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国存在一个不断庞大的中产阶级，即美国梦阶层，也从中产生出一大批独立意识很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但是现在这个阶层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两极间的分化越来越快，相互转化越来越困难。此外，早期妇女解放运动追求的目标现在也显得脱离实际。如非洲大陆眼下正因为艾滋病的肆虐而濒临死亡的边缘，这种时候对那里的妇女谈“节育”、“堕胎”、“身份”便没有任何意义。以前女性主义的口号是：帮助非洲姐妹接受教育，现在则认识到更加紧迫的任务是挽救那儿的生命！而批评理论对此则束手无策。

理论的困境还产生于学术界内部对批评理论的偏见。周蕾在本届“批评理论学院”的讲座里几次抱怨，美国的主流学术界至今对文化研究，族裔研究，影视研究等视为旁门左道，设置几个荣誉岗位（chairships）只是点缀之用。佳丁的感受更深。她说，在美国大学（尤其象哈佛大学）中女性主义理论并不受普遍认可。哈佛的学术风气一直非常传统，讲究温文尔雅，没有人会向你吼叫，但是却使你时时意识到：学术研究有真正的学问和短暂的时尚（fades）之别。通常情况下，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等是有一席之地，你可以开课，指导学生，别人对你彬彬有礼，但你总会明确无误地感到：这些不是正宗的学术，你不是真正的学者。我曾经向她提到，哈佛英语系有凯利（Robert Kieley）讲授后现代主义，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研究新历史主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擅长后结构主义，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是研究非裔美国人的专家。但佳丁说，英语系是个大系，从事理论研究的也就这么区区几个人，其他人多认为批评理论的出现是个不幸的事件，希望它是过眼烟云。另外，哈佛没有人做性别研究。她1999年秋季开过一门课，叫“女性主义理论及其问题”，有时会请社会上的人来“现身说法”。一次请来一位女同性恋博士生，她有强烈的愿望想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6]当她说出自己的打算时，教授们都表示支持，但寻找导师时，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出面。

八十年代时理论族们很乐观，以为批评理论势不可挡；可是到了九十年代末，这种乐观情绪已荡然无存。一个客观原因是工作难寻，一肚子批评理论的博士生很难在大学谋到职位，这和琳达·哈钦三年前描述的乐观现象很不一样。在本期SCT的开幕式上，康奈尔大学教务长发言，强调康奈尔大学愿意在这种困难时刻支持这门学科。尼克尔斯在介绍周蕾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英语系的安德森教授（Amamda Anderson）时，宣传这两位理论新秀都在获得博士学位不足十年的时间里便晋升教授，获得chairship，要博士生们以她们为榜样，不要气馁，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今日批评理论的不景气。批评理论悲观的另一个原因是所谓的“保守派回潮”（backlash）。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里根－撒契尔－布什当政时代，英美社会全面向右转，给左派和社会改革运动增加很多困难。以女性主义为例，男权思想有很多反弹，社会的许多方面在倒退。美国的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乘机反扑，抵销女性主义业已取得的成果，而且确实频频得手。对女性的歧视、排挤以新的形式出现，有时甚至比旧势力所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以往很少介入政治的宗教近年来一改惯常做法，以政治组织的形式（如美国极端保守的“道德大多数”和反对堕胎的“生命第一”）参与大选，影响极大，有些人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恐怖手段（如暗杀实施堕胎的医生，爆炸其诊所）。[7]此外，八十年代西方社会争取妇女权益的大规模运动已经罕见，女性主义也因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动员手段[8]。在思想界，反女权主义有时竟然也成了“唯一正确的态度”。鉴于此，有些女性主义活动家感到气馁，甚至提出恢复女性的传统角色，回到家庭。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也觉得无法进一步推进女性主义，而暂时搁置起理论写起回忆录来，如佳丁近十年主要在写传记，克里斯蒂娃则写了三部小说。或许基于同样的理由，其他一些理论家在写了数十年沉重的理论著述后，也纷纷“另起炉灶”：德里达刚刚完成一部小说，赛义德也写了部回忆录。这似乎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批评理论似乎正回到“超脱无为”的境地[9]。

世纪末美国批评理论受到的最大挫折，在我看来还是来自于批评理论自身。有学者已经对批评理论本身的缺陷作出过论述：后现代理论的学院化倾向越来越重，语言越来越晦涩抽象，和大学教育脱节，很难吸引学生。而且现代理论范围无限扩大，使教师学生无所适从，教学计划难以制定。后现代理论多出自英文系，但却和英语语言文学越来越没有关联，英文系的传统教学内容反而成了批评理论的怀疑对象。[10]这一切不仅使遵循人文传统的人士不知所措，甚至某些新潮理论权威也有追悔莫及之感。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元老赛义德近来撰文，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泛文化趋势，痛感当今人文传统消失，人文精神淡薄，人文责任丧失，称之为“人文的堕落”。同时他疾呼，去除浮燥情绪，回复旧日的细读传统，培养基本功扎实的“文学家”。[11]这里后殖民主义者萨伊德已经消失，出现的是理论生涯初期（即六十年代中期写作处女作《约瑟夫·康拉德及自传的虚构性》）的赛义德。这几乎是批评理论的倒退，因为七十年代美国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家欧曼（Richard Omann）便从英语教学入手进入文化研究，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也随后跟进，文化研究很快形成气候并达到高潮。可是今天却要从文化再返回到文本。

批评理论的最大解构者，或许就是当今美国批评理论界的权威斯坦利ž费希（Stanley Fish）。费希是我们熟悉的理论家。他早期的研究方向是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早期著作“Surprised by Sin” (1967)被认为“永远地改变了弥尔顿研究的方向”，获得美国弥尔顿研究会颁发的成就奖。七十年代起他涉足文艺批评理论，其情感文体学、阐释集体说使他成为当时美国主要的批评理论家，被解构主义批评家德ž曼称为“极少数真正懂得批评理论的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费希在《顺其自然》（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一书里对形式主义做了迄今最为深刻的剖析，但也就在这里他指出：形式主义其实已经成为当今人们思维的一个普遍样式。这个结论既深刻又无可奈何，表露出后结构主义者的一种“大彻大悟”，和英美新批评家韦勒克十分默契，后者在八十年代曾不无自豪地宣称：“未来的时代将重新回到新批评所开创并反复申明的许多真理”。[12]八十年代起费希转向法学理论研究，是当今美国重要的法学理论家。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费希任约翰斯ž霍普金斯大学英语系主任，此后在杜克大学任“文理英语教授”、法学教授、杜克大学出版社社长，副教务长，现执教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1994年费希出版《没有言论自由这么回事，而且这是一件好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s As Free Speech, and It抯 A Good Thing, Too），1995年出版《 专业正确》（Professional Correctness）。在这两本书里，他阐述了自己对批评理论的看法。这种看法集中体现在2000年7月21日他在康奈尔大学为“批评理论学院”所做的题为“理论最少论”(“Theory Minimalism”)的讲演里，其实说明的就是“理论无用论”。

费希所谓的“理论”指脱离具体历史境况、被高度抽象化、并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宽容”，“中立”，“多元化”等等，而把通常意义上的批评理论称之为“概括”。虽然费希竭力说明“理论”不等于“概括”，但是两者间显然有密切的联系。如不论“理论”还是“概括”本身都没有实质性内容，却据称适用于普遍的具体个案。六十年代初的各种语言学学派（乔姆斯基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话语行为理论，巴赫金的语言范畴等等）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观点：发现并描述语言形式的普遍系统，将它应用于文本，以便产生正确的阅读。所谓“正确”就是超然于语言使用者出身背景、个人好恶之外，放之四海而能被普遍接受。这种对文学语言规律的“概括”就已经是费希所称的“理论”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学理论界也在寻找类似的对法律行为的“正确”解释。当时法学理论界有一个重要说法：“实践本身的控制能力虚弱”，即实践本身不会为实践者提供实践行为所需要的控制和指导，需要依赖更高层次上更加普遍抽象的东西，即理论。但费希则认为：文学界或法学界这种想法太天真，因为理论提供的充其量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修辞”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加以利用，对实践并非不可或缺。也就是说，不论你的法学/文学理论正确与否，它都不会对实际判案/文学阅读产生明显影响。它只是实践的一个“元论述”，而不能开出如何进行实践的药方。

切断了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之后，费希进一步切断理论本身相互间的联系。在《专业正确》里，他特别强调所谓“任务的专门性”（distinctiveness of tasks），即每一个学科都有各自的独特性、专门性与集中性（specificity and density），因此理论实践之间无法进行沟通或者转换。对于有人试图寻找一种理论视角来包容多种理论范围，如有的文学家想跻身于史学家或者哲学家，费希认为是个大错误，其结果反而会导致文学批评的终结。基于此，费希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理论和现实、理论和理论之间的联系一旦切断，理论也就真的没有什么作为了。费希反对把学科变成政治工具，认为批评的政治化在今天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作法。他说，如果认为批评理论应当产生实际效果，应当正面影响人们的实际活动，就太糟糕了。理论界常以女性主义作为理论影响现实的正面例证。费希则辩解到，学术界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也是如此）来自于大规模社会运动，而不是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了妇女解放运动。当然女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介入了社会运动，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学术实践，这些社会运动照样会产生和发展。他的结论是：要指望由学术思想来引发社会变革是极其困难的。费希承认，他的观点代表了近二十年法学理论界的一种“反理论”思潮，即理论行为尽管可以实施，但其最终结论通常站不住脚。在法学理论界，两个人可以代表不同的理论流派，但面对同样的法律事实，两人极有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或者两人得出的结论相反，但原因并不是因为两人的“理论”不同。也就是说，“理论立场”和“实践”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因果联系。美国法学界曾经对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法展开过争论，在对美国宪法的阐释上有原本论（originalism，即对美国宪法的阐释要依照宪法制定者的原本意图）和阐释论（interpretivism，即可以用今日需要来解释美国宪法）之争。费希认为，不论持哪一种阐释理论，对实际判案的结果都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种情况在文学研究里也如此。比如费希称自己是坚定的“意图论”者，认为文学阐释的合法性必须依照作者的原始意图来衡量。有人也许竭力反对意图论，[13]但在解释具体诗歌时，这两种理论差异不会使文本阐释有明显的不同。

费希并不掩饰自己的保守主义，直言不讳地说明自己的批判对象主要是以洛克（John Locke），霍布斯（Thomas Hobbes），密尔（John Stuart Mill），柏林（Isaiah Berlin），罗斯（Ross）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或启蒙思潮。他把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理解为：一种建立某种管理形式的尝试，这种管理/政治形式是程序性的而非替代性的，可以使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在其中公平地进行竞争。费希坚持，这是个自由的梦想，其实无法实现；同时这也不是一种好的观念，因为它脱离了道德和义务。他近期的弥尔顿研究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弥尔顿研究者多认为弥尔顿是民主派代表，民主理念的化身，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品德（程序性，宽容性，多元性等等）。费希则认为，弥尔顿其实是个咄咄逼人的排他主义者，顽固地追求绝对真理，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毫不留情，必欲治其于死地而后快。所以他笔下的弥尔顿大肆反民主，反自由主义，反启蒙理念。

如果说六十年代之后出现的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尚想以文本化的方式介入现实社会的话，费希则把后结构主义尚存的一丝幻想彻底消解了。与此同时，尽管费希一再夸大理论和现实的距离。他本人却频频介入美国政治，不断出现在美国主要媒体（这在美国批评理论界很少见），而他所宣扬的正是批评理论无用论。作为理论家，费希思维敏捷，逻辑严密，推论具有极大的说服力，[14]因此在他的宣传下“理论无用论”反倒成了新的时尚。赛义德早年对“理论”怀有戒心，因为大凡-ism 总是书斋的产物，为某个政治制度服务。他喜欢“批评”，因为“criticism”虽然也有-ism，却不指任何理论，从事的只是颠覆批判。因此，“批评家的工作就是抵制理论，让它进入历史现实，进入社会，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相吻合，使之对应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现实”。[15]但他今天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当今西方社会，“理论突破”成了“理论陷阱”，理论批评成了纸上谈兵，替批评者个人在学术机构里谋取一些好处，除此之外，批评理论别无他用：“福科用理论在自己四周围了一圈，把自己和跟随他的人统统关进了这个特殊的领地”。[16]这使人想起詹明信对俄苏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批评：它们“顺着自己观念牢房的围墙向前摸索，从牢房内部描述这个牢房，但又似乎把它说成只是一种可能的世界，而其他的世界又想象不出”。[17]这就是世纪之交美国批评理论所处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