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吴尔夫评论
王家湘
1988 年,马尔柯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 对弗吉尼亚·吴尔夫在20 世纪文学中的贡献作了如下的评论:
她全部创作之丰富和成就之巨大——不仅是九部小说、女性主义文章、评论书籍和罗杰·弗莱伊传,而且还有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日记以及书信,其中相当部分是在她去世后出版的,现在还不断出现——使她一度曾被指责为狭隘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成为她的时代、她的精神世界和现代艺术思想的精髓。这段话可以说概括了吴尔夫在文学上的成就。但是吴尔夫的研究者很长时期一直基本上持两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她是个局限在探索主观经验的微妙上的狭隘的作家,另一部分人则对她本人的精神世界的经历及她如何在作品中表现她精神上的创伤和焦虑感兴趣。从1941 年她去世到70 年代中期,评论吴尔夫的专著不多。福斯特于1926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概括了早期对吴尔夫作品的评论(刊登在《梅杰姆达与麦克劳林选集》, Majumdar and McL aurin A nthology ,1975) ,主要认为她是一位印象主义派的有才能的作家,文字优美而令人困惑,但是对于她表现外部现实的能力则有较大怀疑。与她同时代的评论家基本上认为她属于反传统的先锋派作家,以意识流手法和创作技巧上的创新见长。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戴维·戴希斯在1963 年再版的《小说与现代世界》中, 虽然修正了1942 年第一版中他认为吴尔夫是个次要作家的评价,但仍只强调她小说中表达自身经历及心态之纤细和技巧。从70 年代中期开始,对吴尔夫的研究突然进入高潮,这与昆廷·贝尔(Quentin Bell) 于1972 年出版了吴尔夫的传记有直接关系。贝尔不仅了解吴尔夫,而且大量利用了吴尔夫从未发表过的私人材料。在70 年代和80 年代,随着吴尔夫日记的编辑出版(1977 —1984 ,五卷集) 和六卷书信集的出版,特别是在吴尔夫的丈夫莱昂纳德于1969 年去世后,在夫妇二人留下的材料中发现了吴尔夫许多生平回忆片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她去世前不久写的关于个人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回忆随笔》( Sketch of the Past ) ,后来汇编成集,这就是1976 年出版的《顿悟》( Moments of Being) 。这时又陆续出版了她许多小说的初稿。她生前匿名在《泰晤士报文艺增刊》上发表的文章,经过研究者的查证汇编成六卷《弗吉尼亚·吴尔夫文集》。1990 年,米切尔·李斯卡(Mitchell Leaska) 编辑出版了吴尔夫1897 —1907 年的日记及文章集《炽烈的艺徒》( A Passionate A pprentice) 。在她逝世50 年后,她的文集才全部出齐。这大量“新作”的涌现,将吴尔夫的研究推入高潮。各路评论家都在吴尔夫研究上大显身手。约翰·梅法姆(John Mepham) 在《评论聚焦——弗吉尼亚·吴尔夫》( Criticism in Focus —Virginia Woolf ,1992) 一书中对大量涌现的吴尔夫评论进行了归纳,对于吴尔夫的研究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由于作者大量私人文件的披露,心理传记派评论家如鱼得水。在贝尔的吴尔夫传影响下,并基于莱昂纳德评价妻子“是自亚里士多德创造了政治动物一词以来最不具有此特点的人”,不少人往往低估吴尔夫作品中的政治倾向性,只从她个人思想感情中难以摆脱的困扰来理解她作品的内涵,看不到其中的时代、道德和政治内容。后来的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ical studies) 评论家更多地从创作在吴尔夫生活中的位置出发进行研究,如埃伦·霍克斯在1974 年的《贝尔的吴尔夫传中的贞女》(“The Virgin in the Bell Biography”)一文中认为“, 对于她来说,创作是对她的自我及个人发展的不断探究。”金迪恩(J .Gindin) 在1981 年的《对弗吉尼亚·吴尔夫生平研究之方法》一文中指出,吴尔夫的作品是“她个性的一个方面,是能使她一生大多数时间保持平稳的活动”。在这方面研究中特别应该提到两部作品,林德尔·戈登的《弗吉尼亚·吴尔夫: 一个作家的一生》( Virginia Woolf : A W riter’s L if e) 和梅法姆的《弗吉尼亚·吴尔夫: 文学生平》( V i rginia Woolf :A L iterary L if e) 。戈登认为,吴尔夫的一生是作为作家对自我进行创造和再创造的一生,因此她的作品提供了了解她生活的重要依据,而她的生活又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她作品的重要参数。她认为吴尔夫的创作是在寻求未知,寻求普遍意义上的真实和时间的真谛。戈登对吴尔夫日记中记载的“顿悟”极为重视,认为是理解她思想感情的关键。梅法姆研究的特点是强调她创作的创新试验,她的霍格斯出版社给予了她进行创作试验的充分自由。梅法姆认为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反映一种不同的技巧和形式的创新,而她的每一个尝试都是为了寻找一种反映意识和生活的新方法。她整个的创作生涯是一系列企图解释生活的永无穷尽的努力。他认为吴尔夫受到自己性格的不同方面、自己的不同信念和不同动力的影响和驱使,因此会时而重墨于人物内心世界,时而描绘使人物处于特定心态中的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她本人是重重矛盾的混合体,体现在作品中就构成了这样一些特点的共存: 既不切实际又物质主义,既有神秘主义又有政治性,既是诗人又是社会批评家,既重事实又充满幻想。
另一些心理传记派评论家则把重点放在她的精神状态上,从作品及生活经历中论证她是否精神失常,以及导致她特殊精神状态的原因,企图重构作者早年的心理发展和她的全部主观世界。罗杰·普尔(Roger Poole)1978 年出版的《不为人知的吴尔夫》( The Unknow n Virginia Woolf ) 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他不认为吴尔夫精神有任何失常之处,说她作品的力量正在于它们表现了生活本身就是矛盾和对立的因素之间的不可避免和永无止境的斗争。马克·斯皮尔卡(Mark Spilka) 在《吴尔夫与悲痛之较量》( Virginia Woolf ’s Quarrel with Grieving , 1980) 中提出吴尔夫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不能很好处理情感惶惑和焦虑,根源在于自幼家庭成员死亡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使她无法从情感惶惑和焦虑中摆脱,就连她摈弃传统的小说叙述手法,不去描写人物的一生故事而用现代派断裂叙述,也是由于同样原因。到了80 年代后期这类视角的评论把注意力放在了吴尔夫在家庭中受到的性虐待上, 如露易丝·德萨尔沃(Louise DeSalvo) 的《吴尔夫: 童年性虐待对她生活及创作的影响》( V i rginia Woolf :The Im pact of Chil dhood Sex ual A buse on Her L if e and Work , 1989) 。书中推测多于事实,但是她研究的积极方面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吴尔夫作品中儿童人物的刻画上,她的结论是,吴尔夫笔下的童年永远是凄凉可怕的,她的儿童人物不受成人世界的重视,往往遭到虐待、背叛。
总之,直到80 年代中期,评论界对吴尔夫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仍是: 她对外部世界不感兴趣,她写作的目的既不是描写现实,更不是为了改革社会政治机构和关系。但在1986 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 的《弗吉尼亚·吴尔夫和现实世界》( 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 d) ,从社会政治性角度分析她的作品,向认为她的作品没有政治性、不关心社会问题的观点提出挑战。兹沃德林认为吴尔夫一生对社会权力结构和运作极感兴趣,并受到挑战及改革社会权力关系的愿望驱使,是位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她相信人的个体经历是在社会现实中形成的,她力图在作品中反映这一形成的过程。不仅是她的女权主义的文章中有强烈的社会性,兹沃德林认为她所有的小说都具有这个特点,而对她本人心理的探究和对她作品中人物主观意识流动的超常兴趣使人们忽略了她作品中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在兹沃德林之前,美国女权主义评论家就已指出,吴尔夫毕生都是个男权社会的批评者,因此兹沃德林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吴尔夫是个社会批评者的人,但是尽管兹沃德林同意罗斯( P. Rose) 在《女作家: 弗吉尼亚·吴尔夫生平》( Woman of Letters : A Life of Virginia Woolf ,1978) 中的观点,即认为吴尔夫感情和思想的核心是她的女权主义观念,他指出吴尔夫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决不是性别歧视所能够涵盖的。他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吴尔夫作品中的社会内容,研究她创作每一部作品时的社会历史特点,他认为不如此则无法理解作品的真正意义。如他分析后指出《雅各布之屋》是一部反战小说,充满了对把年轻人变成心甘情愿的战争牺牲品的孔武思想的教育文化结构的辛辣抨击。小说还揭示了古老的所谓知识至上的最高学府是如何生产着一代又一代傲视众生的权力和特权的接班人的。《达洛维夫人》则审视了1923 年的英国统治阶级,吴尔夫在小说中活灵活现地写出了统治阶级的愚昧,充满了粗暴的男性至上观念和对王室及帝国的盲目崇拜和效忠。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使一些受害者绝望自杀,另一些则寻求安逸,放弃了追求。兹沃德林对吴尔夫对待阶级和财富的态度也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吴尔夫和她圈子里的朋友——如布鲁姆斯伯里——认为有钱有闲的精英家庭所起的重要社会作用是提供知识贵族,负有继承并推进社会文明美德的责任(如对美的敏感、重精神享受和友谊) 。一战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产阶级务实观念的流行大大冲击了知识贵族们的理念和自负,造成吴尔夫精神上的不安、混乱和绝望,反映在《幕间》的悲观情绪中。
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对吴尔夫的阶级态度的分析评论集中在《达洛维夫人》上。最早的
一篇文章是威廉·燕朴逊(William Empson)的《作为政治讽刺文学的“达洛维夫人”》( Mrs . Dallow ay as a Political S atire ,1932) 。燕朴逊认为吴尔夫对统治阶层和其批评者都有着一定的同情,表现在对达洛维夫人晚会上的权贵既讽刺又羡慕的描述上。到1970 年,特里·伊格尔顿的《流亡者和移民: 现代文学研究》( Exiles and Emigres :S t udies in Modern L iterat ure) 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认为作者通过彼德·沃尔什这个人物反映了对社会的批评,同时又把他表现成一个乖僻的人。小说对英国上层阶级的生活和社会习俗既批评又支持。伊格尔顿分析吴尔夫既意识到阶级存在的问题,又保有上层阶级文化贵族的精神追求,因此不可能对社会问题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她所代表的是这样一个阶层,它一方面偏离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但又依附于它以保持自己有钱有闲的精神贵族的生活,在她的小说中也必然反映出这种和上层阶级既有偏离又有认同的特点。霍桑(J . Hawthorn) 在1975 年出版的《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达洛维夫人”: 异化的研究》( Virginia Woolf ’s “Mrs . Dallow ay ”: A S t udy in A lienation) 中指出,作者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她圈子以外人们的劳动和生活的了解是片面的,因此虽然有时能看到社会弊端,却无法为她矛盾中的人物找到出路。
心理分析学派仔细研究了吴尔夫所受的弗洛伊德和20 年代在英国颇有影响的克莱因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及在她作品中的反映。如《到灯塔去》中詹姆斯的成长中所表现的弗洛伊德的观念,只有在压制下了与母亲关系的回忆后他才获得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又如莉莉的刻画中反映出的克莱因的理论,她在呼唤出了她视之若母的拉姆齐夫人的形象后才获得了艺术的和谐。伊丽莎白·埃布尔( E. Abel) 在《弗吉尼亚·吴尔夫和心理分析小说》( V i rginia Woolf and the Fiction of Psychoanalysis , 1989) 中还通过对1929 年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和1938 年的《三个畿尼》的分析,认为吴尔夫在20 年代歌颂文化的母性根源,到30 年代则作为一个女儿和具有高度教育的父亲认同。埃布尔认为,从作者最后一部小说《幕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悲观情调。
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研究的评论家们自然认为吴尔夫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之一。布拉德伯里和麦克法兰1976年编辑出版的《现代主义: 1890 —1930》广泛地探讨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背景,认为自19 世纪末期以来由于在阶级关系、社会结构、道德观念、家庭、宗教、政治、妇女地位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传统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已无法满足新的需要,因此出现了试验和创新。吴尔夫被视为现代主义作家之一,她的特点是漠视传统的小说形式,用象征和意象将片段经历贯穿起来。在布拉德伯里1989 年出版的《现代世界: 十位伟大的作家》中,吴尔夫是其中唯一的女作家。基本着眼点仍是她的现代意识和她的现代派写作技巧。戴维·洛奇1977 年出版的《现代创作范式》( Modes of Modern W riting) 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在于从现实主义(转喻) 表达转为象征主义表达,他基于这个认识,分析了吴尔夫《海浪》及以前的作品,认为她作品中传统的小说中的要素(人物刻画、情节发展、故事场景等) 越来越淡化。大量文章和专著都是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意识流、象征性等着手对吴尔夫小说的主题、人物、结构进行分析。
女性主义评论者中,一部分人着重分析评论吴尔夫本人的女性主义思想,另一部分人则着重于以女性主义的观点分析她的小说。吴尔夫最引起争论的思想是她认为在写作时,女性不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要超脱于个人的痛苦和愤怒之上,应该同时考虑自身的男性和女性品质,最理想的是做一个双性同体的作家。南西·巴赞(Nancy Topping Bazin : V i rginia Woolf and the A ndrogynousV ision ,《弗吉尼亚·吴尔夫与双性同体论》,1973) 认为双性同体论是理解吴尔夫小说的关键。她从心理角度解释吴尔夫的这个观点的根源在于她个人的狂郁型精神病史。她认为狂躁部分与母即女性相关,相信现实自有其内在的格式,生活的意义即来源于此: 压抑部分与父即男性相关,特点是以科学的、理性的观点看待生活,生活只是毫无意义的物质的消长变化。吴尔夫的狂郁型性格的特点正是在此二极之间摇摆,而双性同体则是这两种力量间的理想平衡。巴赞用这个观点分析吴尔夫的小说,认为在每一本作品中作者都是在探求这两种生活观之间的和谐平衡,她的一生和全部事业都是在寻求自身两种对立倾向的和谐,寻求失去了的完整的自我感。卡洛林·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 的《走向双性同体》( Tow ards A ndrogyny ,1973) 认为人类应该走向没有社会性别角色模式的社会,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这个意义上的双性同体意味着把人从社会强加的男性或女性的行为模式中解放出来。这不是两性的平衡而是不承认社会强加的社会性别角色的差别。从这个角度出发,海尔布伦分析了《到灯塔去》,她不同意多数评论家对拉姆齐夫人的分析,认为她不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因为她过于具有女性特点,因此和她的丈夫同样是对生命的否定力量。美国影响极大的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莱恩·肖沃特(Elaine Showalter) 在《她们自己的文学》( A Literature of Thei r Ow n ,1978) 中讨论到吴尔夫时,对她的女性主义观点持较为否定的态度。她认为吴尔夫在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时用的是一种机智和平静声音,以使男性不感到威胁。她希望在审视男权对女性的压迫时不引起男性读者的敌意。她之所以避免表现怒气和不平,是由于不能很好控制自己的情感,反映了她个人的受损害的女性身份(damaged female identity) 。肖沃特认为吴尔夫作为女人缺乏安全感,因此需要“自己的房间”,实际上房间更多的是一个牢狱而非圣殿。她的双性同体的理念与其说是“富有成效的极致与完善”,不如说是“一个无性与不育的隐喻”。吴尔夫对自身怒气感到恐惧不安,才会从女性主义出发而达到性的超然,因此她的双性同体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观点,而是对自己女性的愤怒的排斥,是一种企图从与自己的身体异化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努力。在30 年代,吴尔夫力图克服害怕男性对自己意见的反应,在《三个畿尼》、《年月》中有所表现。《三个畿尼》是一本充满愤怒的作品,它斥责男性的主宰欲及由之而来的暴力和破坏,但是肖沃特认为它仍未能结合吴尔夫自己的经历,因此它的超然和躲闪使它未能达到应有的力量。关键是吴尔夫不能袒露自己愤怒产生的根源,同时也由于她的阶级出身使她对绝大多数妇女的生活经历知之甚少。其他女性主义评论家还指出,吴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认为应该有反映女性的经验的新型小说出现,但是她本人并没有能够在作品中做到这一点,没有能够创造女性的新形象、女性经历和社会生活的新范式。后结构主义女性评论家梅基科·米诺-平克尼(Makiko Minow- Pinkney) 在《吴尔夫与主题问题》( V i rginia Woolf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 ubject , 1987) 中阐述的主要观点是,吴尔夫的实验性小说是女性对最根深蒂固的男权至上的社会秩序中规范准则的颠覆———男权社会所赋予的叙述、写作、主题的界定。托尼·莫伊( Torii Moi) 认为吴尔夫进行的是解构主义式的创作,她的文本反映语言没有明确的含义,她的多视角手法表现她舍弃了人具有可限定的、单一的本体的概念,她的具有强烈节奏和诗化的散文体与反传统的叙述手法都是对传统秩序的解构。
无论对吴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持何种态度,女性主义评论家都认为吴尔夫是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之一。她提出的许多问题仍是当代女性主义者争论和探讨的焦点,如女性话语问题,女性文学传统问题,女性作家创作中面对的困难和局限问题,等等。
哲学分析派认为应该透过表面描写去寻找作品深层次上的哲学思维,而这一哲学思维贯穿一个作家的一切作品。让·吉古(Jean Guiguet) 在《吴尔夫及其作品》( V i rginia Woolf and Her Works , 1962 年法语版,1965年英语版) 中认为吴尔夫作品是环绕着自我、生活、艺术和对现实的认识的哲学探索。霍华德·哈伯(Howard Harper) 在《语言与沉默之间: 吴尔夫的小说》( Between Language and Silence : The Novels of Virginia Woolf ,1982) 中则认为吴尔夫寻找的是意义,想摆脱已知的、传统的意义,达到意识直面本身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境界。
有的评论家主要从创作技巧和形式分析其作品,如惠尔(J ane Wheare) 的《吴尔夫: 戏剧小说家》( V i rginia Woolf : Dramatic Novelist , 1989) 集中分析《出航》、《夜与日》和《年月》,指出只有在这几部小说中吴尔夫才大量使用了传统的对话和直接引语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因此惠尔称之为“戏剧”小说。吴尔夫听任人物自述而不使用叙述者的介入,惠尔认为这使得读者更容易与人物产生共鸣。她不同意肖沃特认为吴尔夫不应压抑自己的愤怒,惠尔认为吴尔夫不是在逃避而是作出策略性选择,目的是使读者不感到作者在把自己的感情强加于作品之中。1990年出版的斯特拉·迈克尼柯尔( Stella McNichol) 的《吴尔夫和诗意小说》( Virginia Woolf and the Poet ry of Fiction) 则认为吴尔夫是一位“用散文作为工具的诗人”。
如此多的评论家从如此不同的角度对吴尔夫的作品进行分析而似乎仍然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研究的空间,这正是吴尔夫作品的魅力所在。
原载：《外国文学》1999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