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理论之兴衰与全球化资本主义

周小仪

 内容提要: 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的现状与未来如何? 所谓“理论之死”有哪些社会历史原因?本文在简要回顾近年来学界对理论“终结”的讨论之后对批评理论与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本文涉及20 世纪60 年代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批评理论在西方和中国的社会作用与象征意义,认为:以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为主流、以颠覆现代性的基本假设为特征、具有浓厚激进色彩的批评理论,特别是近年来流行于欧美和中国的文化理论,只是对体制的必要补充。本文以中国对批评理论的接受与运用为实例,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概念化并阐述了这一悖论。

关键词: 批评理论；现代主义；全球化

 

 

一、     批评理论的“终结”及其论争

关于批评理论“终结”的争论近年来在学界不绝于耳。[①]批评理论大师相继去世,新的理论流派不再出现。曾经风靡一时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本身也都是旧有理论(如福柯的理论) 在文化批评实践中的应用。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声称,“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 Eagleton , 2003 :1) 其他学者也附和他的观点:“透过某种‘主义’的视镜看文学在1960 年代是革命性的。今天, 很多人已称之为无关紧要的方法。”( Kirby)

其实1980 年代在批评理论的高峰时期,学界对理论的质疑就已经出现。史蒂文·纳普和沃尔特·本·迈克尔斯的《反对理论》(1982) 一文就是这一反对声浪的标志。[②]两位作者在论文中声称批评理论热衷讨论的诸如作者意图、文本意义等问题对理解文学“没有意义”。理论对文学研究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整个批评理论的构建都是误导, 应该放弃理论”。( Knapp a nd Michaels :724) 但是正如乔纳森·卡勒指出,那一次对“理论之死”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实例”, 并“由此引发了多种多样的、本身就是非常理论化的反响”。(Culle r , 2000 :277) 的确, 1980 年代末拉尔夫·科恩编辑出版的《文学理论的未来》(1989) ,所汇集的大多数论文对批评理论的光明前景都有乐观的估计。[③]

但时隔20 年之后,这一次对批评理论终结的讨论和上一次相比显然大不相同。上一次人们关注的问题是批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文学是否真的有帮助, 以及批评理论所倡导的新方法对文学研究是否真的有效; 而这一次讨论的是批评理论兴起和衰落的社会政治背景、评理论的历史作用以及它必然衰落的命运。这不是对理论本身的优劣与实践效果的争论,而是对理论和产生理论的社会状况之间关系的探讨。伊格尔顿说:“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回到无理论的天真状态, 虽然索绪尔以来的理论家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许多基本假设,但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比起阿尔都塞、巴特和德里达的时代更为丰富, 我们已经超越了他们。”( Eaglet on , 2003 : 2) 的确, 理论曾经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文本、结构、作者、读者、身体、欲望、快感、自我、主体、意识和无意识等观念的看法, 但是现在的理论已不再能够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在这里, 理论的历史作用颇似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历史角色的评价:资产阶级曾经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 但正因为如此也必将被历史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 253 —

57) 伊格尔顿说,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福柯和拉康安坐在打字机旁的那个世界已经截然不同”。那么这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与批评理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在《文学理论导论》(1983) 一在《文学理论导论》(1983) 一书中, 伊格尔顿追溯了“文学”在英国的兴起和衰落。“文学”作为一种有别于一般文献的特殊文本,“文学”概念作为一种对创造性、想象性和审美性的写作模式的概括在18 世纪末反工业社会的氛围中产生。( Eagleton , 1983 :17)这一反叛声浪历经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④] 但是到了20 世纪中叶,文学已不再具有当年的“革命性”。批评理论产生于文学的“消亡”之际, 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以同样的思路描述了批评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理论”产生于1960 年代末欧洲大陆的“革命”时期。巴黎五月风暴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反抗虽然无疾而终,但“革命”仍在继续,只是它从街头走向了书斋。在大学的讲堂上, 理论家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基础进行了反思和批判。阿尔都塞对于自律的主体加以质疑,福柯对于权力的运作进行了揭露,德里达完成了对于系统和中心的颠覆,利奥塔抛弃了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提倡“小学”,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街头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 在话语领域却获得巨大成功。这里让人联想起巴里巴尔和马舍雷对于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的评价:实际生活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 在普遍性的文学概念中得以解决, 但只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 the imaginary solution ) 。( BalibarandMacherey :88) 因此, 总体来说, 批评理论不仅是一系列新颖的概念和研究方法, 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 它也是一次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系统批判。

把“文学”的兴衰和批评理论的兴衰作出这样一个类比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正因为有这种相似性,伊格尔顿把批评理论家看作是现代主义者,或用他的话说就是:“现代主义预示了后来文化理论的勃发。事实上, 文化理论是以另一种方式构成的现代主义。”( Eagleton ,2003 : 64) 这一结论解释了为什么当今学者总是从现代主义者身上发现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因子:詹明信从格特露德·斯坦恩、雷蒙德·卢塞尔和马瑟尔·杜尚那里发现了后现代主义, (詹信,1998 :155) 伊格尔顿从王尔德身上发现了罗兰·巴特, ( Eaglet on ,1995 :329) 更不要说福柯、萨义德与尼采的直接联系。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像巴特、福柯、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这样的作家是真正的晚期现代主义艺术家, 只不过他们从事的是哲学而非雕塑和小说。”( Eagleton ,2003 :65) 的确, 正如许多理论家现在所认为,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延续,而非简单的断裂。詹明信说,“后现代主义至多不过是现代主义本身的又一个阶段……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特征, 都能在以前这种或那种现代主义里找到, 而且有着充分的发展……”(詹明信:1998 :155)

   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社会角色等同于现代主义文学,其出色之处在于它解释了批评理论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 现代主义文学的贵族精英主义和唯美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无疾而终,这在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已有深刻的论述。贝尔指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产生的现代主义“不停地向社会结构发动进攻”,“它甚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开始攻击资产阶级社会了”。(贝尔:92) 但是这种“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断裂”(贝尔:133) 并没有真正动摇资本主义体制,相反,资本主义体制有强大的吸收和消化其反作用力的力量。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受到瓦解的不是体制,而是现代主义本身。如贝尔所言, 如今“现代主义大势已去,不再具有任何威胁”。(贝尔:132) 那么同样的结局是否也发生在理论领域呢? 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人们早已开始嘲笑那些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也应该包括这些具有强烈左派色彩的批评理论家:巴特、福柯、鲍德里亚、萨义德、德里达。他们从各方面对启蒙现代性进行了批判, 他们动摇了维护资本主义体制赖以生存的所有重要概念。他们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进行了无情的剖析,但是他们的理论和社会影响更多地是局限在大学校园:“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 他们的理论] 可以付诸实践。”( Eagleton ,2003 :51) 而更重要的是,批评理论也并非人们初看之下那么具有新意。这有点类似安德烈·纪德在回忆录《奥斯卡·王尔德》(1901) 中所说的话:尼采的古怪思想并没有让他十分吃惊,因为从王尔德那里,他早已对之耳熟能详。( Gide : 1951)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无法付诸文化实践是因为, 这种文化实践在高峰时期的现代主义艺术那里已经实践过了,一件事“不能发生两次”。( Eagleton ,2003 : 66) 的确,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后水已非前水。

本文认为,批评理论不再构成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有效反抗并被资本主义体制所同化这样的概括是深刻的, 但还需要心理分析理论作为补充。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具有人格特征的整体, 或如某些批评理论家如德鲁兹和居塔里那样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精神分裂人格, 并且我们把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都看作是这一精神分裂病人身上的症候,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更为有趣的结论:反资本主义的批评理论不过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必要补充。这就像消遣是工作的补充(法兰克福学派) 、疾病是健康生活的补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感性是理性的补充(齐泽克) 或萨德是康德的补充(拉康) 。左派批评理论是由资本主义体制产生的对立面,但正是由于这种否定的性质而使之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它是被社会体制压抑下去的无意识在意识层面的重现(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这在许多方面类似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纨绔子( dandy) 。纨绔子是英国绅士(ge ntlema n) 的另一个自我( the alter ego) ; 纨绔子和英国绅士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正如研究者指出,英国绅士在理性、健康、务实和规范的生活中被压抑下去的种种性格特征,如怪僻、乖戾、奇特、非理性、审美等等,在社会上另外一批人身上得以全面地表现出来。( Gagnier :98) 同理,反体制的批评理论是体制本身的否定性呈现。[⑤]

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理解批评理论的兴衰。本文所用的案例出自中国, 因为当代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关系密切。而在这样一个时期,西方批评理论和美学理论进入中国并非历史的偶然。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晚期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有着极大的关联,而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也能更好地阐明以上所谓“批判者为批判对象的补充”的悖论。

二、批评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功能

1970 年代末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批评理论方面都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这时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央政府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引进外国资本的同时, 西方的批评理论也随之涌入中国。

当然对西方理论的研究和译介最初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衣进行的。1970 年代末到1980 年代初,中国学界进行了一次有关“异化”理论的政治和学术讨论。这次讨论对国外有关“异化”问题的论文进行了大规模译介, 涉及学者之多, 影响之大, 叹为观止。(陆梅林、程代熙) 最早倡导异化论的人之一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论家周扬。周扬自1930 年代起在上海就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 据称有上百封通信。他自1949 年以来既是政府官员又是文艺界权威理论家。但是这一正统的左派理论家在文革后突然倡导文艺不应该完全从属于政治,改变了他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发表以来一直奉行的观点,(张婷婷:19 —20) 他所依据的就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此外, 另外两位影响卓著的美学家朱光潜与李泽厚也是异化论的倡导者,他们主要取材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他们从美学角度得出了与周扬相同的结论, 就是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异化现象,这与社会主义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背道而驰。

异化理论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被阿尔都塞称为青年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手稿》属于马克思1845 年前与人本主义“决裂”之前的著作。(阿图塞: 267 —8)但是《手稿》及异化理论在前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之前,以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极为流行,这里有某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西方学者更为熟悉异化论的变体, 即卢卡奇发展起来的“物化”理论,因为物化概念更适合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它指明商品不只是物, 而是社会“人际关系”的体现。(卢卡奇: 93)但两者都是以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为理论基础的,两者有同宗同源的关系。那么周扬等人在倡导异化论的同时却无视于中国当时迅速进入商品社会的现实, 而这一商品社会充斥着另一种异化形式,即物化,这是一种偶然的思维盲点或理论失误吗? 批判政治异化却忽略商品物化,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应该说对异化(或物化) 的批判与异化社会本身有某种否定性的联系。这种悖论性联系首先反映在周扬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1970 年代末, 中国进口了一批日本彩电, 这是进入中国普通人家庭的第一批彩电, 具有重大的社会象征意义。可以说那是中国社会全面商品化大潮的第一朵浪花。周扬在文革中被关押十年, 解放之后用国家返还的工资购买了一台日本松下牌22 英寸彩电, 价值3000 元人民币, 相当于当时普通人月薪的30 —50 倍。那时彩电在中国的符号价值有如西方的罗斯·罗伊斯汽车,说它是马克思笔下的“物神”并不过分。

马尔库塞在谈到商品对人的主体性的构成作用时说,人们在房产、汽车和家用电器等物品中发现了自我:人们“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马尔库塞:9) 可见在商品中实现的自我是物化的自我, 与政治条件下异化的自我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作为理论家的周扬为何对此毫无知觉呢? 一个批判异化的人却走在时尚的前列, 令人困惑。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对异化社会的批判与异化社会并非截然对立,而人道主义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对非人道主义的商品社会的补充。正如前面所提到,在心理分析领域,相反的东西可以惊人地相成。对立的东西可以互为补充, 这在心理活动中并非不可能。

   齐泽克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对这种相反相成的辩证法作了出色的说明。他全面发挥了阿多诺、霍可海默和拉康的观点, 认为“萨德就是康德的真理”( Sade is the trut h of Ka nt ,Wright : 285) 。萨德的疯狂肉欲是非理性的象征,而康德的形式主义和刻板的生活模式是理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把两者等同虽然奇特,却形象地表示出非理性是理性的补充,理性具有非理性的成分。对于齐泽克来说,不仅理性的思想大厦,如笛卡尔的哲学体系,包含了黑格尔所谓前理性的“世界的黑夜”, (纪杰克: 3 ; 41 —2) 而且, 最为情感的、非理性的、萨德式的色情生活方式也包含了工具理性的成分:“纯粹的肉欲快感与精神之恋并非势同水火,而是辩证地纠缠在一起的:在真正充满激情的肉欲中,深藏着‘精神的’、幽灵般的崇高之物,反之亦然⋯⋯。所以,对性所做的彻底‘反升华’,同样也是使之彻底理性化;这将情感强烈的肉体经验转换成了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机械操练。”(齐泽克:4 ;Wright :287) [⑥]那么以同样的逻辑看,异化理论对异化的社会体制的批判, 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两者互为因果,相互补充,使这一病态的体制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自我调节, 以释放其疾病并以相反相成的方式维持其生存呢?

如果上述有关周扬与彩电的例子过于生活化,而且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那么我们回顾一下1980 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美学热”,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1980 年代李泽厚发挥了马克思《手稿》中“自然的人化”的思想并提出“实践美学”,即“人类总体的社会历史实践这种本质力量创造了美”。(李泽厚: 62 ; 阎国忠: 407 —17)

实际上李泽厚深受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 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作为克服异化的最高境界:人的感官和审美心理积淀了文化与历史上的社会实践因素,因而可以达到“情欲的人化”,即从“悦耳悦目”的感官愉快上升到“悦志悦神”的思想境界。(李泽厚:131 —43) 在这里朱光潜与李泽厚有某些相通之处, 他也将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作为人类生活的理想归宿,并寄望于平凡的生活之中。朱光潜在1930 —40 年代追随周作人提倡“生活艺术化”,他的《谈美》(1932) 把“人生的艺术化”作为美学和生活的最高理想加以提倡, (朱光潜:90 —7) 这里明显带有尼采以及后来福柯所谓“生存美学”的色彩。无疑, 1980 年代朱光潜复出之后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朱光潜在1983 年代出版的《悲剧心理学》(1933) 中文版的序言中承认, 尼采哲学特别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是他美学思想的基础。(朱光潜:210)无论是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还是朱光潜的“生存美学”,都是对当时政治异化社会的一种反叛。他们所提倡的完整、全面发展的人的概念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但是自1990 年代以降,随着西方商品文化的大规模入侵以及民众政治热情的消退,李泽厚和朱光潜的美学理想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一方面对政治异化的批判没有消除异化本身,相反,取而代之的是人在商品社会中的全面“物化”。中国社会由人治的社会转变为“物化”的社会,这个物化社会完全符合鲍德里亚在《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三部著作中对商品社会所作的描述:物品以符号体系重新排列组合了人的感性。鲍德里亚认为,“个人需要⋯⋯都被物品所编排、分类、标示出来”, (Baudrillard , 1988 : 15) , 因此“自然的人化”这一社会理想演变为“物化的自然”即物化的感性这种社会现实。不仅如此, 正如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豪格和沃尔夫冈·威尔什在他们的著作中阐明的, 人和社会的物化又都是以审美的方式完成的。豪格认为商品社会中人的感性与“审美抽象”、“感性的技术化”、“使用价值的审美承诺”、“审美创新”等联系在一起而实现符合市场价值规律的“感性塑造”。( Haug : 8) 威尔什则认为生活的审美化“服务于经济目的”,如今审美不过是一种“现实的化妆品”。(Welsch : 3) 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 在中国城市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迅速实现,而取代政治异化的正是感性的物化。[⑦]这样的结果是李泽厚和朱光潜等理想化的人文主义者所始未料及的。那么这种与物化社会同时诞生的审美批判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异化社会中被压抑下去的感性的无意识释放呢? 如果我们运用上述观点把社会看作是一个人格整体,在某些理论家身上表现出的美学热情不就是另一些人机械和异化生活的合理补充吗?

由此看来,“美学热”和“生活艺术化”可以理解为就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一种症候式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补充而非其他。马尔库塞早已阐明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对立面的一体化”, 认为当代社会“创造了一些生活(和权力) 的方式,这些方式显得能调和同这一体系相对立的力量⋯⋯”(马尔库塞: 3 —4) 而齐泽克所引用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说得更是简单明了:“疾病本身就是痊愈的征兆。”(Wright :287) 不过鲍德里亚对此问题似乎比较悲观,他认为“审美泛化”是资本这一癌症在社会有机体身上的扩散。

(Baudrilla rd , 1993 : 15 —8) 因此,美学与商品社会并存, 反异化的理论与异化现实并存, 从心理分析角度看完全是合理的。如果认为批评理论有其社会根源,那么两者之间并非是正面的、反映式的对应关系。相反,表面上相互对立的关系反而更加能够说明理论的现实渊源。

三、批评理论对于“第一世界”和

“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意义

伊格尔顿敏锐地将西方批评理论的兴衰与资本主义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理论的衰亡不仅是由于一系列理论大师的死亡, 而更多的是它本身无法付诸实践,因此最终也无法回应现实的问题。的确, 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的立足点, 就像在地球上找到托起地球的支点一样困难。这个支点有必要在体制之外的地方去寻找, 这至少部分地解释了许多批评理论家自1980 年代以来经常到中国来访问的原因。詹明信于1985 年9 月至12 月在北京大学作了历时数月的讲演,这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案例。他的讲演结集出版后对中国了解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杰姆逊: 1987)随后他每隔数年就到中国访问一次, 其四卷本的中文文集也于2004 年出版。难道詹明信到中国的目的是像19 世纪西方传教士那样为普及和传播“真理”而来吗? 我们知道,英国现代批评家里查兹( I . A. Richards ) 也曾次来到中国, 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前后共达四年半之久。( Tong , 331 —54) 他到中国是为了普及他所发明的“基本语”,幻想一种以800 个英文单词表达日常生活和思想的“世界性”语言。里查兹是一个普世主义者, 而批评理论家詹明信显然不是。从詹明信的一篇论文中可以推测出他频繁来到中国的动机。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1986) 这篇著名论文中,詹明信把对现代性的反抗寄希望于第三世界的文化。詹明信所关注的是“所有第三世界文化生产的相同之处和它们与第一世界类似的文化形式的十分不同之处”,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化的动力和第一世界文化传统的动力之间在结构上的巨大差异”,“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之中⋯⋯这说明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须包括从外部对我们自己重新进行估价”。(詹明信,1993 :234 —7) 最后这句话是重要的,即第三世界文化构成了对第一世界文化进行审视、批判的立足点。虽然有些第三世界学者如印度的艾贾兹·阿赫默德对詹明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第一世界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并不是各自文明的他者”, (阿赫默德: 355) 但是这并非要点。关键之处在于,詹明信试图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寻找一个批判支点。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第三世界“作为民族国家寓言的文学”对第一世界知识分子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在某种意义上“第一世界”的批评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很有意义。第三世界被称作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程度不高,正处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之中。批评理论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也表现为对全球化资本扩张的批判。现在在中国影响很大的批评理论如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反经典的跨文化研究等等都是对以全球化形式出现的现代性的阐释和批判。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尚未完成,只要中国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边缘化的成员, 批评理论就会不断显示其意义。因为批评理论的批判性不断地宣泄了现代化也就是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文化失落和痛苦,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知识分子认同现代性时产生的身份危机。[⑧]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理论是一种治疗, 或是一种精神按摩术,它让全球现代性得以继续并完成。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 批评理论在西方走向没落的时候,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可能命运还稍有不同。批评理论对中国还没有失去意义,它仍将流行, 并显示生命的活力。因为它仍然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解释。批评理论仍然以批判资本主义体制的姿态出现, 但这一次是站在了全球化的高度并关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关系。批评理论如后殖民主义等指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位置,进而揭示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平等关系。批评理论使中国知识分子有抵抗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武器, 它从民族的角度揭示出全球化资本所带来的阶级压迫(想想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如何整个民族都变成了工人阶级。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1990 年代访问美国时举了耐克鞋的例子:台湾资本家从一双耐克鞋赚100 美元, 美国零售商赚100 美元,中国工人赚2 美元) 。批评理论以完整的逻辑形式、强烈的政治义愤、极大的思想深度, 吸引着中国年青一代的学者和学生。然而不幸的是,正如福柯在《性史》中告诉我们的那样,现代社会对性的谈论,包括医学的、商业的、文化的讨论, 并非意味着性的解放。相反,关于性的话语扩张意味着对性更深层次的压迫。( Foucault , 1988) 因为话语是一种权力, 它通过把事物呈现出来以实行统治。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批评理论,特别是当前流行的文化理论。我们可以说,风行于中国的对全球化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无法阻止全球化的进程。而实际上它所代表的正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压抑的回返。虽然批评理论对中国有意义, 却仍然无法摆脱其本身所固有的悖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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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周小仪:《消费文化与审美覆盖的三重压迫》, 载申丹、秦海鹰编《欧美文学论丛》第三辑《欧美文论研究》。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44.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 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

原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