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什么来衡量西方现代文学

李文俊

不管是谁，只要对西方现代文艺作一番粗浅的浏览，都会发现，这里的确存在着大批低劣、庸俗的作品。其数量之大，在西方全部文艺中恐怕要占压倒的多数:书摊上充斥着色情照片作的封面，电视与电影里不断出现暴力凶杀的场景，夜空里闪烁着各色各样的霓虹灯，召唤人们去刺激或麻醉自己的神经……。如果这些就是西方文艺的全部内容，那么它的糜烂的确是无庸置疑的了。

但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里便存在着这样一条铁的法则:虽然任何时代里都是低劣平庸的文艺作品占大多数，但是人们总是以一个民族最高的文艺成就为依据，来衡量该民族的文艺水平。人们对待文化，并不象作社会调查或地质勘探那样，从上、中、下或更多的类别里，各抽取若干样品，加以分析，然后综合平衡，得出应有的结论。我们不论打开哪一本文学史都可以发现，作者们论述的对象，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内容与形式上公认最优秀的作品。讲唐代文学，绝不会仅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评价李白、杜甫等优秀作家，另外再用三分之一谈平庸的作家，用最后的三分之一论述低劣的作家作品。那些低劣的作品尽管也可能风靡一时，但早为时间的流沙所淹没。外国的情况亦复如此。如果我们读偏僻一些的著作，便能知道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曾经流行过各种各样恶劣的通俗小说，如一本叫《芳妮·希尔》的色情小说，又如一本叫《红色的海绿花》的诋毁法国大革命的小说，这些作品现在还有谁来加以肯定与赞美呢！还有哪一本文学史会提到它们呢了同样，尽管西方现代文学中存在着大量低劣的艺术赝品甚至毒品，它们也必然会烟消云散，变得无影无踪，最后留传下来的肯定是少数真正优秀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我们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学水平，也必须以这样的作品作为依据。

如果上面这个论点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让我们在评价西方现代文学的时候，坚决撇开那些乌七八糟的“消遣文学”或“商业文学”，不要受这些“文学商品”的干扰，而把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优秀的作家与作品上面。经过这一“过滤”，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各国在本世纪内还是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至少也是有特色的作家。在英国，有哈代、肖伯纳、康拉德、叶芝、乔依斯、艾略特、奥顿、奥凯西、格林、伊维林·沃……。在美国，有德莱塞、海明威、奥尼尔、福克纳、斯坦倍克、弗洛斯特、贝娄……。(美国文学史家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美国文学史上创作最繁荣的时期。)在法国，有法朗士、罗曼·罗兰、普罗斯特、马丁、杜伽、摩里亚克、马尔洛、萨特、加缪、贝克特……。德语作家中，有里尔克、卡夫卡、海赛、曼氏兄弟、弗虚特万格、标尔、杜仑马特…“。较小的国家如西班牙，也有洛尔加与马察多;意大利，有皮兰德娄、西龙尼与莫拉维亚;希腊，有伽瓦维与卡赞扎墓斯……。在我们面前，本世纪还有二十年，还可能出现优秀的乃至伟大的作家。以上的名单绝不是完整的。但是，单单这些作家的创作就很可观，它们都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风貌、各阶层人物的活动与时代的精神，这决不是过去时代伟大作家的皇皇巨著所能代替的。它们都或多或少揭示了时代的症结与社会的弊端。的确，它们中投有几部作品是乐观主义的—它们所产生的社会能让人乐观吗t但是，我们也不能笼笼统统地说它们都是反动颓废的。真正鼓吹压迫有理、剥削有功，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完美理想的制度的大作家，直到现在为止还很难举出一个。在艺术上，现代西方作家中有不少大胆的革新家，创造了不少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有的也的确卓有成效，不能一笔抹煞。无论是在小说、诗歌、戏剧、文艺批评方面，都有所革新。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还用《十日谈》、《堂·吉诃德》、《汤姆·琼斯》、《匹克威克》的手法来表现二十世纪紧张、复杂的生活，其效果将是如何?就拿读者来说，今天的阅历比较深的读者，对于那种象神一样可以任意进入作品中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可以不断改变立场既代表正面人物又代表反面人物思索与讲话，任意引导读者感情的作家，已经无法倾心跟随了。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相比，究竟是有所发展还是有所倒退，在那些方面发展了，哪些方面倒退了，有什么不同，恐怕需要我们在时间上隔开一个距离之后，在作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是至少有两点目前是可以肯定的:(一)文艺创作的技艺到了二十世纪西方作家的手里有了很大的发展。(二)二十世纪西方的社会状态与人的精神面貌，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作家的作品里，通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种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了反映。人们想通过形象描绘了解今天的西方，西方作家的作品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在这一点上既没什么可选择的，也是无法作比较的。我这里讲的是认识作用，不过单是认识作用就很重要。我们中许多人看不大惯西方现代文学，恐怕还是因为不了解它们反映的西方现代生活与西方现代人的思想。其原因不在文学本身，而在于文学的源泉—生活。要了解现代西方知识分予的幻灭感，人们不可不读艾略特的《荒原》。要体会西方小人物无能为力、走投无路的心情，卡夫卡的作品提供了最突出的例证。海明威与费兹杰罗反映了资产阶级价值标准的虚伪。乔依斯与吴尔芙发掘了人的更深一层的不太自觉的意识活动。奥顿透游了对法西斯威胁的恐惧。哈特·克莱恩在工业文明中寻找不到精神上的出路。当然，还有德莱塞工笔描绘了大资产阶级的贪婪，肖伯纳揭穿了绅士淑女的伪善，这些作品就更容易为我们领会了。猎斗，决斗，上断头台，异车上的萍水相逢，折扇背后的卖弄风情，宫闹深处的勾心斗角“……难道我们还能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去了解二十世纪的西方吗？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文学决不是铁板一块，它所属的作家立场各不相同，反映的生活面也是迥异的。我们看到有一些作家，至少在某一时期，是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相一致的，他们写下的作品或多或少带有民主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成份。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对我们起良好的、积极的思想教育作用呢，

象《牛忙》与《斯巴达克斯》，已经证明可以成为青年的优秀读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黑幕揭发”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反战文学、二三十年代同情工农运动的文学、美国的黑人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反法西斯文学、战后的反殖民主义文学，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都不缺乏正面人物（有些也是英雄人物)的形象。斯坦倍克的《愤怒的葡萄》中的汤姆·约德，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决心高举烈士的旗帜，冒着生命危险，到群众中去宣传穷人的“福音”。海明威的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罗伯特·乔登是另外的一个。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参加了国际纵队，到重洋之外的西班牙去支援反法西斯斗争，为了掩护西班牙游击队，他在异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我们在他身上是可以找到和白求思相似之处的。正面人物的形象还继续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文学中。1973年，美国女作家丽连·海尔曼出版了回忆录《旧画新貌》，提供了朱丽亚这样一个为反法西斯献出自己一切的进步妇女的光辉形象。能给我们以思想教育或启发作用的远不止这一类直接反映人民斗争的作品。在别的许多作品里，主人公或是以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或是以其高度的责任感，或是以其克服困难的毅力与解决问题的智慧(即使是侦探小说，其中优秀者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使我们得以从外国人民的优秀品德与经验才智中吸取营养。另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读到外国文学中对处理得不好的事情与失败的例子的描写，也可以引起我们的反省与深思。这难道不也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吗了只要善于批判吸收，我们是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的。

原载于《文史哲》（Journal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 1980年 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