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皮瓦克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生，她的翻译思想和实践逐渐引起了国际译学界的重视。在我国，翻译研究者对斯皮瓦克还缺乏足够关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局限。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全面考察了斯皮瓦克有关翻译的论述，尝试从翻译的本质、作为暴力的翻译、作为阅读的翻译和普遍意义上的翻译四个方面展现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斯皮瓦克，翻译，暴力，阅读，普遍意义上的翻译

Abstract: Spivak is one of the most established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s in the world. Her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practices have sparked heated discuss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since the cultural turn took place in the 1990s. But in China the researches in this area are rather limited both in terms of the numbers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and in their findings. In an effort to remedy this, the paper, by fully exploring Spivak’s papers and books, identifies four important aspects of her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namely,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s violence, translation as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in the general sense.

Key words: Spivak, translation, violence, reading, translation in the general sense

一、引言

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年生于印度，1963年定居美国，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和文学比较研究中心”负责人。她早年师承保罗·德曼（Paul de Man），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与爱德华德·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arbar）并称为后殖民理论“神圣的三剑客”（罗伯特·扬语)，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她与翻译有着不解之缘：1976年，她凭借对德里达《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 的翻译，蜚声美国；之后，便在其深邃的理论探讨中不时引用翻译例证、穿插翻译问题。她还将翻译作为实践其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试验田，翻译了印度著名女作家马哈斯薇塔·德维（Mahasweta Devi）的多部作品，如《想象的地图》（Imaginary Maps）（1994）、《乳房的故事》（Breast Stories）(1997)、《老妇人》（Old Women）（1999）等等，其中《想象的地图》获得1998年印度国家文学学会翻译奖。近十余年来，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生，她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已引起国际译学界的重视，日益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参见Simon，1996：145-147；Gentzler，2004：182-186，Munday，2001：133-134等）。在我国，学者们对其翻译思想的关注还非常有限，直到2005年才出现相关探讨（陈永国，2005：37-43），到目前为止相应研究仍较为匮乏。为数不多的几篇论述也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学者们对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了解大都局限于她的“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1992/1993）一文，对其它与翻译相关的论述涉及较少；第二，学者们对其翻译思想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有的学者对斯皮瓦克翻译思想中的语言三重结构、翻译的政治等关键概念理解较为粗糙，或生搬斯皮瓦克佶屈聱牙的某几句原文，或将其思想作简单化地理解（参见袁晓亮，2007：24-25，张宁，2007：50-52）；有的则将斯皮瓦克提出的“作为阅读的翻译”和“作为翻译的阅读”混为一谈，认为“翻译就是阅读，阅读就是翻译”（关熔珍，2008：63），无视二者在语境、内涵和目的上的差异等等。为弥补这些不足，本文全面考察了斯皮瓦克与翻译相关的论述，以展现其翻译思想的丰富内涵。

二、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

斯皮瓦克有关翻译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译者前言”（1976/2007）、“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1992/1993）、“作为文化的翻译”（Translation as culture）（2000）、“被问及翻译：游移”（Questioned on Translation: Adrift）（2001）和《后殖民理性批评》（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1999）中。她的论述互文性极强，包括大量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理论资源，行文晦涩难懂。任何试图全面介绍其理论并进行本质化解读的尝试都必定是一种失败，因而本文对其翻译思想的考察只能是遵循其文本的印记，在文本的播散（dissemination）中进行阐述的一种尝试。

1、  关于翻译的本质

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思考始于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翻译，因而从一开始，她对翻译的理解就跳出了传统翻译观念的樊篱，体现出鲜明的解构主义特征。在德里达《论文字学》“译者前言”（1976/2007）中，斯皮瓦克从译者的角度诘问传统翻译观念：为什么翻译就该受到怀疑、译者就该处于次要地位？（斯皮瓦克，2007：80）她否认翻译是对意义的传达，“质疑源初绝对特权”（同上：79），认为“文本没有稳固的同一性，没有稳固的原文”（同上：5），文本是开放的，一直处于播散（dissemination）[①]之中。“翻译是互文性的一个版本”（同上：79），它非但不次等于源文、依赖源文，反而是对源文的“替补行为”（同上：80）。她援引德里达的翻译哲学思想，指出“翻译实现了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差异”（同上：80）；翻译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为“我们从不会、事实上也从没有让纯粹所指（能指工具——或‘载体’——保持完整无缺的处子之身）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或在一种或同一语言中做这样的转移”（同上：80）。

在“翻译的政治”（1992/1993）中，她同样质疑了文本的同一性，突出了文本的播散。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斯皮瓦克更多借鉴的是德曼关于逻辑、语法和修辞的论述。西方传统哲学认为逻辑、语法和修辞是人文学科的基础，其中“逻辑处于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它使语言成为一个稳定的实体，并确保概念把握现实；语法作为逻辑的同盟，被认为能够正确表达逻辑推理和修辞形式，以便维护语言的严谨性和规范性”；而“修辞是对语法的越轨，有可能造成意义含混的危险”（周颖，2001：48）。受此观念影响，传统翻译理论重视逻辑和语法，强调发现并传达原文所蕴含的真理，即作者意图，忽略文本中的修辞。德曼则对这种思想提出质疑，认为修辞不应处于逻辑和语法的对立面，而应与之形成共生关系，使文本在三者间的张力中存在。秉承德曼的这一思想，斯皮瓦克消解了逻辑、语法和修辞之间的等级，主张语言具有修辞本质（rhetorical nature）。她指出语言的“三重结构”包括逻辑、修辞和静默（silence），“逻辑通过清晰的指示关联让我们从一个词跳到另一个词”，它指明关系，指涉意义；而修辞扰乱逻辑的系统性，它悬置意义；静默则是修辞运作的方式，它存在于词与词之间，存在于语言之外（Spivak，1993：181）。这一三重结构让人们关注语言和文本的散异，即在修辞的干扰下，文本的意义并不能通过逻辑和语法被固定下来，意义是不确定的；它还让人们超越语言的局限，关注语言之外的静默，即“在语言的旁边和周围可能存在的任意偶然性”（同上：180）。斯皮瓦克将修辞扰乱逻辑而使语言和文本解除疆界、在差异中播散的状况，比喻为“语言织物的织边已经让位，磨损成易化（frayages or facilitation）”（同上：180）。易化是弗洛伊德的术语，指的是兴奋在传播通路中阻抗减小的这一现象[②]。斯皮瓦克借用这样一个术语表明，在翻译中，跨越疆界的播散必定遭遇阻抗，磨损不可避免，但这种播散也是一种易化的过程，是阻抗减小的过程，它体现的是“作为同一性的差异的政治”（politics as difference-as-identity）（Spivak，2001：22）。翻译不应试图将文本封闭起来，限定意义的播散，而应正视差异，允许文本在磨损中散播。译者的责任也不应是消除阻抗，将源文中所谓的同一性，即固定的意义，搬运到译入语中去，而应关注在源文中具有颠覆性的修辞（Spivak，1993：181），在翻译中用一种“中间话语”（in-between discourse）对这种修辞进行合理的挪用。

2、作为暴力的翻译（translation as violence）

既然翻译不是对“一堆一堆的意义的转移”（同上：179），而是意义播散和建构的过程，那么翻译就无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和政治。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理论家，翻译中的权力和政治正是斯皮瓦克关注的中心。当翻译中所体现的权力和政治涉及对她/他者的简化、贬低、甚至压迫时，翻译就成为一种暴力工具。

这种暴力可能出现在出于“姐妹情谊”的全球女性主义阵营之中。在1993年“翻译的政治”一文中，斯皮瓦克考察了第三世界妇女文本被译成英文的情况。她发现第一世界女性翻译这些作品本是出于好意，希望这些文本被更多女性主义者阅读，使第三世界女性发出声音。但在翻译时，民主的法则却被强者的法则所取代。在不了解构建第三世界女性主体的“历史框架、知识-权力（pouvoir-savoir）机制”的情况下，第一世界女性将自己的历史和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所主张的女性普遍模式强加于第三世界女性之上，以此来理解她们和她们的文本（Spivak，1999：164）。第三世界文学被译成了一种“流行的翻译腔”（with-it translatese），巴勒斯坦女性的作品读起来就像台湾男作家的作品（Spivak，1993：182）。文本中的修辞性、文化政治性和其中所铭刻的性别差异都被抹去（同上：182）。这让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文学性大打折扣，使它们对于说英语的学生而言根本无法和欧美本土女作家莫妮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等媲美（同上：181）。更重要的是，在第一世界女性的自我面前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失去了她性。全球“姐妹情谊”（sisterhood）的好意成了对第三世界她者的暴力，成了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构建”（neocolonialist construction）（同上：181）。

当帝国主义将暴力施加在屈从的语言之上时，翻译的暴力更为明显。斯皮瓦克曾在《后殖民理性批评》中分析过英国作家卢迪亚·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短篇小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所隐含的帝国主义暴力。在这篇小说中，吉卜林大量运用了英国人在印度殖民地所使用的印度斯坦语的混杂语（pidgin Hindusthani）。这种语言毫无语法可言，在印度本族人看来是非常落后、不恰当、也不正确的，但吉卜林的叙述行为却认可了这种语言使用，并将之塑造成合理的、不用翻译就可以直接使用的语言。斯皮瓦克认为这样的语言使用背后暗含了一种殖民主义的观点，即印度斯坦语是一种仆人使用的语言，十分卑劣，根本不值得英国人正确掌握（Spivak，1999：162）。而在描述印度仆人的印度斯坦语时，作者却费尽心思甚至通过音译，将印度斯坦语翻译成古的、笨拙的英语。这更加突出地为英语读者塑造了印度斯坦语的劣等形象。斯皮瓦克将这种译与不译的决定称为“作为暴力的翻译”，因为它们在效果上标示了“将某一语言看成次等的想法”（同上：162）。

3、作为阅读的翻译

为了抵制作为暴力的翻译，避免将她/他者按照自我进行同化和简化，避免帝国主义对她/他者的鄙夷和贬低，保持她/他者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平等性，斯皮瓦克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针对第一世界的译者，提出了“作为阅读的翻译”（translation as reading）（Spivak，1993：179）。她认为“翻译是最亲密的阅读行为”（同上：180）。这种阅读不是为了理解意义的普通浏览，而是在阅读中关注语言的特殊性（specificity）（同上：180），即修辞性；“引诱文本展露其语言的局限”（同上：183），即静默；并根据语言的线索，揭示写作主体/能动者如何被语言和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所书写。

在这种阅读中，译者服贴于（surrender to）她/他所译的文本（同上：180），“成为最亲密（intimate）的读者”（同上：183）。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将她/他者看作在自我之前就存在的独立体：“译者获得许可，在自我最亲近的地方，从记忆之前的他者踪迹越界”（同上：180）。斯皮瓦克用爱（love）和爱欲（erotic）取代了翻译中的伦理关系。因为作为伦理的能动者，译者“无法最大限度地想象她/他性（otherness, alterity）”，为了符合伦理我们只能把“把她/他者变成像自我的东西。”（同上：183）这就可能涉及对第三世界她/他者出于“好意”的归化。而只有“在爱和关于爱的交流与阅读中”，我们才能允许“她／他”的存在。“译者的责任就是易化源文和其影子之间的爱，这种允许磨损、限定译者能动性和她/他想象中或实际读者要求的爱”（同上：181）。在这种爱和爱欲中，译者克制自我，克制译入语读者需求，让“她/他”以“他/她”而非以“我”的形象出现，完全体现了对她/他者的尊重。

斯皮瓦克认为真正的翻译必须为她/他者在语言中创造逻辑和修辞“参差不齐的关系”，这样才能为能动的她/他者构成一片天地，能动者才“可以用道德的方式、政治的方式、日常生活的方式行动；因此能动者用人的方式在世界上活着”（同上：181）。为了实现这种真正的翻译，译者必须在译文中重现源文中逻辑、修辞和静默的张力，再现源文的文体试验（stylistic experiences）。她以德维的作品Stanadāyini的标题英译为例说明了关注文体试验的重要性。德维的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印度妇女迫于生计成为奶娘，靠不断怀孕来为上层权贵的孩子们哺乳，最后罹患乳腺癌的故事。该文标题Stanadāyini修辞风格非常怪异，意为奶妈。在两个译文中，斯皮瓦克的翻译注意到了作者的风格特色，生造了一个词，将之译作“Breast-Giver”（乳房给予者），再现了源文中修辞的静默（rhetorical silences）；而另一个译本忽略了源文的试验性文体特征，用人人熟悉的“Wet Nurse”（奶娘）作为译文标题，虽然也传达了源文的意思，但却压抑了源文怪异标题所包含的讽刺意味，同时也无法营造让人震撼的效果，源文中修辞的静默被丢失（同上：182-183）。除了关注文体试验之外，斯皮瓦克还指出，在翻译中“语言的历史、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翻译中和作为翻译的语言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in-and-as-translation），也必须在编织（weaving）中出现”（同上：186）。也就是说，译者还必需详细考察源语的历史和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在当时、当地的背景下更加亲密地理解源文，服帖于源文，并将这些背景中的因素编织到翻译中去。斯皮瓦克对德维作品的翻译就生动地为这一点提供了注释。在翻译中，斯皮瓦克拒绝将德维仅仅看成是印度女作家，她认为这样的简化和抽象包含着“民主文化议程、对第三世界特殊性的消除和对其文化公民的拒绝”（同上：189）。她也拒绝为德维的文本和印度的本土生活作“元小说”的建构。相反，她在译文集中提供译者序、作者访谈和前言，通过她和作者的共同叙述，为读者重现了作者和文本的具体语境，帮助读者想象真正具有文化差异的她者。

斯皮瓦克还为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译者如何在翻译中成为最亲密的读者提出了专门的建议。她认为首先，由于女性主义作者也许会质疑那些更加公众化的语言使用，而用一种私人化的语言进行写作，所以译者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尝试用她者语言讲一些私事，以培养与该语言的亲密感（同上：183）。第二，“译者必需能够在源语领域（terrain）的基础上进行甄别”（同上：189），以区分女性创作中好的和坏的、抵抗的和屈服的作品（同上：188）。因为并不是所有第三世界女性的写作都是好的（同上：188）。当然，好与坏也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标准，是在特定语境下被建构起来的。所以，译者必须充分了解源语中文学创作的现状，以便能独立地、而不是依赖第一世界的已有标准，做出这种区分。她/他必须认识到，在英语空间中看起来具有抵抗性的作品也许在源语空间中是反动的（同上：188）。斯皮瓦克主张译者挑选一些不符合潮流和主流的作家作品进行翻译，因为有意思的文本恰好是那些“你无法从中了解一个民族国家主流文化再现或自我再现的主流观点”的文本（同上：189）。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斯皮瓦克认为应该埋葬出于“姐妹情谊”而将妇女看成无差别的统一体的观点。她重申了她的“策略本质主义”，指出在最开始接触其他女性的时候，认为女性之间有共同的东西，这样很好，因为这可以在女性间形成一种否则就无法形成的关系。但第二步要做的就是谦虚地学习她的母语，在这一过程中你就会立刻发现差异，你也会同时日以继日感受到你们的团结（同上：191）。这就是对文化翻译的亲密性的准备（同上：192）。

在操作层面上，斯皮瓦克认为服帖于源文主要是一种直译。译者首先全速翻译，如果停下来思考翻译给英语带来哪些影响，如果心中装着读者，如果无法将意图主体（intending subject）即作者，仅仅当成一块跳板，她/他就无法服帖（同上：189）。这样快速翻译完第一个版本之后，译者再根据草稿的语言特点用一种“中间话语”进行修改（同上：190）。在修改中，译者也不应考虑可能的读者需求。她/他必须摒弃在学校所学的对等原则，必须抵制英语中的标准文体。

4、普遍意义上的翻译

除了探讨狭隘意义上的翻译，斯皮瓦克还关注作为跨界和转换的普遍意义上的翻译，并将之同狭隘意义上的翻译一起看作是构建后殖民主体的重要途径。

在她看来，阅读也是一种翻译。这里的阅读既包括对真正意义上的文本的阅读，也包括对普遍意义上的文本，即任何形式的，包括图像的、声音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文本的阅读。斯皮瓦克曾探讨过后殖民女性如何阅读白人理论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和第三世界女性相距甚远的英语话语中的理论对第三世界女性有用吗？她以自己对彼得·德·保拉（Peter de Bolla）的《雄浑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 the Sublime）的解读为例，说明在阅读这些理论时，应采取“作为翻译的移情阅读（sympathetic reading as translation），恰恰不是服帖，而是保持距离的友好学习”（同上：197）。在这种情况下，读者成为“作为译者的读者（reader as translator，即RAT）”（同上：197）。“作为译者的读者”绝不盲从文本，而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独立思考，当文本中的观点能够启发“作为译者的读者”时，他/她欣然接受，并在阐释中“超越和扩展该书”（同上：198）；当文本中的观点暴露了第一世界的局限时，“作为译者的读者”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此时作为翻译的阅读就失效了（同上：199）。在这种作为翻译的阅读中，自我与他/她者保持了友好的距离，第三世界的读者不会在阅读第一世界作者的作品中失去自我，而第一世界的她/他者也得到了尊重，不会因为自我的抵制而被拒之门外，或失去独立性。斯皮瓦克指出，“所有阅读都是翻译，错误和偏差是阅读游戏的一部分……当我们忘记这一点，并为了认同而阅读，最糟糕的是为了在文本的镜子中看到我们自己的脸而阅读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对作为源文占位符的他者的尊重”（Spivak，2001：14）。

普遍意义上的翻译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穿梭运动而存在。在“作为文化的翻译”（2000）中，斯皮瓦克注意到后殖民主体实际上生活在本土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翻译之中。她借用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的“穿梭中的主体”（the subject in the shuttling）所涉及的翻译概念，探讨了作为编码的翻译（transcoding as translation）所构成的文化运作。克莱茵认为人类婴儿总是抓取/掠夺（grab）某一样东西，然后是许多其它东西。“这种抓取/掠夺一个与内部（an inside）无法区分的‘外部’（an outside）构建了一个内部，这种抓取/掠夺来来回回不断进行，通过所抓取/掠夺的东西将一切编码进一个符号系统。这种天然的/粗鲁的（crude）编码可以被称为‘翻译’”（2000：13）。在这一永无止境的编织中，主体在穿梭的翻译中形成”，作为自然的人成为文化中具有不稳固主体的人（同上：13）。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斯皮瓦克探讨了澳洲土著在后殖民语境下的生存状态。她指出，在西方文明入侵后土著和他们的传统文化开始疏远，书写土著主体的旧文化符号系统也随之坍塌。在殖民压迫下，土著人只能要求得到主流教育，学习英语的文化符号系统，获得“插入文明社会”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要求在课程中纳入对土著文化的描述和评说，以便让他们自己的符号在英语符号系统中作为文化习语（cultural idioms）在戏剧、艺术、文学、主流文化、甚至理论等表演形式中再现（同上：16）。土著人就生活在这种私人习语与公共英语符号间的编码转换的翻译之中。在此翻译中，他们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具有抵抗性质的杂合文化。这表明土著并不是在对帝国主义文化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就丧失了文化特色，这种反抗恰好体现在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之中。斯皮瓦克还探索了通过翻译让属下（subaltern）发出声音的可能性。属下这一概念源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指的是处于资产阶级宏大叙事和知识权力系统边缘的人和群体，在斯皮瓦克这里指的是“没有文化流动性的人”（同上：18）。属下用他/她们自己的习语说话，但他/她们具有独特性的言说却并不能被主流所听到。而“如果没有被听到，就不算真正的发言”（No speech is speech if it is not heard）（Spivak，2000：22）；只有当说和听都充分实现时、只有当回应来自谈话双方时，言说才能真正实现，否则即便属下是在说话，那也是无效的自说自话罢了。斯皮瓦克认为，“正是这种听到-以便-回应的行为（this act of hearing-to-respond）也许可以被称为翻译的当务之急（the imperative to translate）”（同上：22）。也就是说，要想倾听属下的声音，让属下获得文化流动性，就必须想办法将属下具有独特性的习语翻译到具有普遍性的标准话语中去。但这种翻译不能被认为是出于好心、帮助遇到麻烦的人，也不能认为是对他/她者的代表。相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创建的翻译是在他/她者的常态中，充满关爱和耐心的倾听，足以注意他/她者已经默默地做出了（发言的，笔者加）努力”（同上：22）。这就意味着，在这种翻译中，我们不能用标准的语言——不管这种语言多么本土化——来取消属下语言中的习语，而应保持属下语言的特殊性。斯皮瓦克建议编写“同语字典”（same-language dictionary），将属下的习语译入标准语言中去，供属下使用。只有这样，“属下性才能痛苦地将它自己（itself）翻译到一种霸权之中，这种霸权可以利用并超越一切我们从高处能组织的援助和抵制”（同上：22）。

三、结语

从“翻译的本质”、“作为暴力的翻译”、“作为阅读的翻译”和“普遍意义上的翻译”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以解构主义为基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为视角，揭示了翻译作为暴力工具和抵抗工具的两面性，探索了在翻译中尊重差异、构建女性/后殖民主体的途径，对翻译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新殖民形态的出现，中国这一历史上未真正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如今也被卷入文化殖民的危险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探究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深入后殖民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就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