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谢天振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转向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同时也将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本文指出，当代比较文学发生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三个新的发展趋势，而其中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关系最为密切。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为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同时也将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比较文学  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翻译转向

 

当1993年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兼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其于当年出版的专著《比较文学批判导论》[1]一书的最后一章打出“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这一标题时，她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命题。巴斯奈特这一标题的英文原文是“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translation studies”，这里的“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通常所说的“翻译研究”，而另一是指的“翻译学”，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指称。有人曾把该标题翻译成“从比较文学到翻译学”[2]，以突出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的学科意义。但我觉得译成“翻译研究”也未尝不可，这样可以突显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的转向。

    在我看来，“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一语倒是更为直接、也更加确切地揭示了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对中国比较文学界而言，它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未来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巴斯奈特不提“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她提“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见下文)，这与她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看法有关。在她看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了。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研究(翻译学)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3]

十几年前，当我首次在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一书中读到以上这段话时，我对这段话并不十分理解，甚至还感到困惑，曾写过一篇文章《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比较文学的学科困惑》，发表在1997年第一期《中国比较文学》上。但是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当我对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历史与现状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与审视，尤其是结合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的现状对最近十几年来西方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之后，这时我再次启读巴斯奈特的上述专著及其相关论断，我的感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说巴斯奈特的断言“不无偏激”，“有失偏颇”，因为这一断言用翻译研究代替了比较文学在向文化研究演进后的全部内容，确实有失偏颇，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一断言道出了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现状的主流与实质。而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包括笔者在内）之所以觉得巴氏的断言“不无偏激”、“有失偏颇”，那是因为我们囿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所处的文化语境，而其中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翻译研究与西方相比，还有相当程度的滞后。而一旦中国的翻译研究实现并完成了它的“文化转向”，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届时翻译研究也必将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极其主要并占有相当大比重的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方面固然是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它跟当前西方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跟当前西方翻译研究所进行和完成的文化转向，更有直接的关系。这只要对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一下梳理和考察，就不难得到印证。

 

一．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无论中外，都有极其漫长的超过两千年的历史。然而在这漫长的两千余年的时间里，直至20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除个别几个学者外，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始终没有跳出“怎么译”这三个字。也即是说，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中西方的翻译研究者关注的一直就是“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以散文译诗”还是“以诗译诗”等这样一些与翻译行为直接有关的具体问题，而他们的立论则多建立在论者自身翻译实践的经验体会之上。

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实质性的转折出现在20世纪五十年代。当时西方出现了一批从语言学立场出发研究翻译的学者，这就是目前国内译界都已经比较熟悉的尤金·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人，他们被学界称作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我把他们的研究取向称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4]意思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跳出了传统翻译研究的经验层面，他们从语言学立场出发，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从而揭开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层面。但是，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虽然表现出强烈的理论意识以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论，但其对翻译的定位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却与几千年来传统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的要求并无二致，也即寻求译文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与原文保持“对等”、“等值”。这样，其研究者的目光也就基本局限在文本和语言文字的转换以内。

西方翻译研究中另一个更富实质性的转折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就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批目前我们国内翻译界还不很熟悉的学者登上了西方译学界，我把他们统称为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这批学者接二连三地举行翻译研讨会，并推出多本会议论文集，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翻译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上去了。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5]

霍氏的这篇论文于1972年作为主题发言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首次发表，这篇论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它的清晰的翻译学的学科意识，该文明确提出用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而不是translatology这样的陈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名称。这个提议已经被西方学界所普遍接受，并广泛沿用。国内曾有个别学者望文生义，以为霍氏不用translatology一词就说明国外学者并不赞成“翻译学”，真是大谬不然。[6]其实在文中霍氏已经详细地说明了他为何不选用translatology以及其他如the translation theory 或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等术语的原因了—--为了更好地揭示和涵盖学科的内容。当然，对中国读者来说，有必要提醒的是，当我们看到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时，应根据具体上下文确定其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呢还是某一个学科。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在文中霍氏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DT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ThT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三大块研究领域。

继霍氏之后，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及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以他的多元系统论(The Polysystem Theory)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他接过霍氏有关描述研究的话语，指出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一种是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另一种是规范性研究(prescriptive research)，而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就属于前者。这样，他就把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明确区分了开来。1976年，他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一文中更是具体分析了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文学的关系，并提出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体系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的三种条件,在学界影响深远。[7]

另一位学者、佐哈的同事图里(Gideon Toury)，他把霍氏勾画的翻译学学科范畴图作了一番调整并重新进行划分，使得翻译学的学科范畴、研究分支更加清晰。图里还提出，任何翻译研究应该从翻译文本本身这一可观测到的事实出发，而翻译文本仅仅是译入语系统中的事实，与源语系统基本无涉。这里图里与佐哈一样，实际上是进一步强调了DTS的基本立场，从而与此前以过程为基础、以应用为导向的翻译研究形成了本质的区别，同时也彰显了当代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特征。[8]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与苏珊·巴斯奈特或各自著书撰文，或携手合作，为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勒菲弗尔同样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但他对以色列学者未曾充分阐释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提出了“折射”与“改写”理论，认为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一样，都是对原作的一种“折射”(reflection)，翻译总是对原作的一种“改写”或“重写”(rewriting)。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9]一书中，他更是强调了“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人”(patronage)、“诗学”（或译作“文学观念”，poetics）三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操纵(manipulation)，认为译者的翻译行为或隐或显无不受到这三个因素的制约。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以及他的“三因素论”成为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柱，以他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也因此还被称为“操纵学派”或“操控学派”。

巴斯奈特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坚定倡导者，她的专著《翻译研究》于1980年推出第一版后，又于1991年和2002年先后推出第二版和第三版，对西方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起到了及时总结、积极引导的作用。她从宏观的角度，勾勒出了翻译学的四大研究领域：译学史、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翻译与语言学研究以及翻译与诗学研究。她在于九十年代写的一篇论文《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中更是明确阐述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相遇的必然性，指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都质疑学科的边界，都开创了自己新的空间，关注的主要问题都是权力关系和文本生产，而且都认识到理解文本生产过程中的操纵因素的重要性，因此这两个学科的学者可以在很多领域进行更富有成果的合作。[10]

巴斯奈特的话点明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从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全面转向文化，并于九十年代末终于完成了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自此，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探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制约翻译和翻译结果的各种文化因素，关注翻译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等等，成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

巴氏的以上论述，虽然谈的是关于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但我们若是把它们用诸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并无多大不妥。因为与此同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同样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从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尤其是向跨文化研究演进。我把这种演进称作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

 

二．比较文学：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演进

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从深层次看，与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趋势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理论热以及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史的冷落。著名美国比较文学家亨利·雷马克于1999年8月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主题发言中就谈到过这一研究趋势，说他没有想到，“北美学术界所从事的过去被公认的文学研究会变为一种扩散的、名为‘文化’的大熔炉的一部分。”他也没有料到，“特别是在结构主义消退之后，蜂拥而至的不是文本主义，而是各种语境理论，超文本理论和前文本理论。还有对作者和作品的一致性否定，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新批评’的反叛。”他更没估计到各种理论的猛烈的冲击，这些理论包括符号学、解构主义、新弗洛伊德理论、性别研究、时间编码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新阐释学、互文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套上法国外衣的德国现象学、人类学、接受理论及接受史研究、交际理论，以及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等等。[11]在二战以后的北美学术界，确实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承认对文学从美学角度的研究具有真正意义(除非把它看作文学社会学的因素),而对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浓厚的兴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步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西方大学里的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们都会纷纷热衷于形形式式的理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女性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符号学到心理分析理论，不一而足。尽管对这种情况美国比较文学的元老之一哈瑞·列文(Harry Levin)早在1969年就颇有微词，认为“我们花了太多精力谈论比较文学，……但对究竟如何比较文学却谈得很不够。”[12]然而面对汹涌而来的理论热潮，女性研究的高涨，电影传媒研究的时尚，列文的抱怨不啻杯水车薪，以其区区之力，根本无法阻挡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转向的大势所趋。年轻一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已经无意求索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模式与途径，也无心讨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差异与相同。前辈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了一具“史前的恐龙”，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罗蒂（Richard Rorty）在“回顾‘文学理论’热”（Looking back at “Literary Theory”）一文中指出：“在1970年代，美国文学系的教师们都开始大读德里达、福柯，还形成了一个名为‘文学理论’的新的二级学科。……反倒为接受过哲学、而不是文学训练的人在文学系创造了谋职的机会。”[13]在文中罗蒂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他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哲学教授，接着去了弗吉尼亚大学任古典文学教授，后来又到斯坦福大学做比较文学教授。专业头衔和同事变了，但他开课的内容却没有变，“有时候开分析哲学课，讲维特根斯坦、戴维森，有时候开非分析哲学课，讲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更有甚者，教职的变化对他的科研成果也毫无影响，他仍然像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哲学教授时一样，写他的哲学论著。罗蒂的这篇文章发表在2006年每十年出版一次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报告论文集里，从中我们不难窥见当前美国比较文学的一个现状。

收在这本论文集里的另一篇文章说明的也是同样的情况。印第安那大学人文学科兼法律教授玛尔蒂-道格拉斯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大的突破，无论是理论方法（诸如符号学、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等）还是学科界限，她一直在寻求有所突破。她指出，在新世纪之初的比较文学界有两个重要的突破最引人注目：其一是研究对象从文字扩大到了图像影视，其二是在批评理论的应用上，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的”理论，研究的文本也更为丰富多彩，把法律、医学和科学的文本也包括进来了。[14]这篇题为“超越比较本体”（Beyond Comparison Shopping）的论文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副标题：“这不是你们父辈的比较文学”（This Is Not Your Father’s Comp. Lit.）。鉴于作者在其文章的一开头就细说她在大学本科以及在硕、博士生学习阶段先后接触到的比较文学教授均是清一色的男性，而作者本人又是一位从事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Gender Study）的专家，因此不难想象，作者此处的“Father’s Comp. Lit.”显然在时代辈份之外还另有深意。事实也确是如此。作者在文章中坦然承认，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正是她作为新一代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受到的第一个“诱惑”。不过在文中她还提到另一些对她而言更大、更有趣的“诱惑”，那就是电影世界，政治卡通片，动漫片，等等。在文中作者对欧洲比较文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推崇，同时也以较多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直到新世纪初美国比较文学界在动漫研究、文学与法律、文学与医学、文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然后提出她的一个观点：“比较文学应该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想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高雅艺术完全可以和电影并排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电影也完全可以和动漫并排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而动漫也完全可以和语言文字作品并排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对于自己不无偏激的观点，作者显然也预见到会有摇头反对者，但她觉得这些人“身上还背着老迈陈旧的比较文学的躯体，还没有作好准备投身当前比较文学迅速发展的激流。”“不过没有关系。因为确切地说，这已经不是我们父辈的比较文学了，我们可以为这个领域注入新鲜的生命。”[15]如果说，前面洛蒂所言还比较多地局限在他个人接触到的当前比较文学的一些变化的话，那么玛尔蒂-道格拉斯的文章就已经“超越”了她个人的范围，其目光所及，不仅包括当前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同时也包括了当前欧洲的比较文学研究，其意义也就更发人深省。

    概而言之，由于当前整个学术研究所处的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经历了七十年代的理论热，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并对传统文学经典进行反思和重建，到九十年代把它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多地扩展到了语言文字作品之外，如影视、动漫等，其关注重点也越来越多地跳出“寻求事实联系”的文学关系研究，从而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所谓“父辈”）比较文学研究的态势，进入到了斯皮瓦克所说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研究”阶段。

 

三．翻译转向：展示比较文学研究新空间

    从以上对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演进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确实并不如巴斯奈特所说的仅仅是转向翻译研究。我认为当代比较文学在实现了文化转向以后有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发展趋势也可以说是与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相比出现的三个新的研究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运用形形式式的当代文化理论对文学、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第二个领域是把研究对象从纸质的、文字的材料扩大到非纸质的、非文字的材料，譬如对影视、卡通、动漫等作品展开的研究，最后一个领域即是对翻译进行研究。

第一个研究领域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理论热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也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初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还比较密切，譬如运用心理分析批评理论中的“恋母情结”去解释莎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为何迟迟未能把剑剌向他叔父为父亲报仇的原因，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去重新解读英国长篇小说《简爱》、并彻底颠覆外国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对该作品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作为正面人物的评价，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把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解读为一场类似人类初民的成年礼游戏，等等，甚富新意，亦能自圆其说。但是随着这一领域研究者视野的不断拓展，尤其是随着对一些新的文化理论的运用，地缘政治、文明冲突、自然生态、民族图腾等问题也纷纷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该领域的研究对象及其讨论的问题似乎与文学本身正在渐行渐远。

第二个研究领域国内比较文学界目前开展得还不是很多，迄今为止比较多的还是集中在影视作品的研究上，对政治卡通片、动漫片的研究似未见到。而在影视作品的研究方面，如何区别于影视批评而显现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特征，这恐怕是一个有待专家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个研究领域就是翻译研究。当然，不无必要强调一下的是，此处的翻译研究并不是国内翻译界传统意义上对两种语言文字如何转换、也即技术层面上“怎么译”问题的研究，而是指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对翻译动因、翻译行为、翻译结果、翻译传播、翻译接受、翻译影响以及其他一系列与翻译有关的问题的研究。我以为，翻译研究，特别是实现了文化转向以后的翻译研究，与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不过我并不完全赞同巴斯奈特把当前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仅仅描绘成只是向翻译研究转向，甚至认为翻译研究已经可以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我认为两者更多的是一种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互为丰富的关系。

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从此只研究翻译，而放弃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恰恰相反，通过研究翻译，学者们为比较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得到了比以前更为深刻、更为具体、更加显现的阐释。譬如，文学关系历来是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课题。但是以前的文学关系研究要么是致力于寻求两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影响与被影响的“事实联系”，要么是比较两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的异同，然后从中推测它们相互间的关系。翻译研究则不然，以多元系统论为例，它提出了一系列原先一直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诸如：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文化更重视翻译，翻译进来的东西多，而有些国家的文化则相反？哪些类型的作品会被翻译？这些作品在译语系统中居何地位？与其在源语系统中相比又有何差异？我们对每个时期的翻译传统和翻译规范有何认识？我们又是如何评估翻译作为革新力量的作用的？蓬勃开展的翻译活动与被奉作经典的作品，两者在文学史上是何关系？译者对他们自己的翻译工作作何感想，他们的感想又是如何通过比喻的方式传达出来的？等等，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关系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多元系统论还对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处于中心还是边缘位置，取决于三种情形：一是当译语文学系统自己还没有明确成型、还处于“幼嫩”的、形成阶段时，二是当译语文学自身尚处于“弱势”地位时；三是当译语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时。在以上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在译语系统中都有可能处于中心地位，反之则退居边缘。[16]把这三种情况证之我国清末民初时翻译文学的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新文学已基本成型时的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以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时我国自身文学正处于一片荒芜时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分析显然使得我们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的阐述变得更加清晰透彻，也更具说服力了。事实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有关文学的传播、接受、影响等很大一块研究领域，都只有通过对翻译(包括对译者)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阐释。近年来，国内比较文学界一些学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对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包括具体某一国别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史)的梳理和编撰，通过对林纾、苏曼殊、胡适、周氏兄弟、林语堂等一批翻译家或作家兼翻译家的翻译活动的深入的个案研究，展示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局面。正如巴斯奈特指出的：“通过译本的历史以及译本在译语系统中的接受过程来研究文化史，不但可以挑战历来对‘主要’作家和‘次要’作家、文学活动的高峰期和低谷期等的传统划分，还可以加深对各个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了解。”[17]

实现了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对当代各种前沿文化理论同样也有大量的借用。但与上述比较文学文化转向后出现的第一个趋势有所不同的是，翻译研究对文化理论的运用大多用在对翻译现象和翻译文本的阐释上，体现出较强的文学性。譬如当代翻译研究者借用女性主义理论对某一女性主义作家作品的分析，不仅让读者看到了女性译者的主体意识以及她们使用的策略，诸如补充(supplementing)、加注与前言（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ghjacking）等，同时通过对同一女性主义作家原作的不同译者(包括不同性别的译者)在不同时期的译本的比较研究，如译文中对原作与性有关的段落的删改处理，对一些性行为或性意识词语的不同方式的翻译和替换，等等，非常具体、形象地展示了我们国家对西方女性主义作家作品的接受过程。

再譬如当代翻译研究对解构主义理论的运用。借用解构主义理论，研究者认识到，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通过撒播、印迹、错位、偏离, 原作语言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原作的生命才得以不断再生，不仅对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作出了崭新的解释，同时也对译文的意义、价值及其在译语文化语境中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同样是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化。

至于其他一些文化理论，诸如当代阐释学理论、后殖民理论、目的论，等等，既为当代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促进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除了翻译史和对当代文化理论的借用这两块研究领域以外，当代翻译研究还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其他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譬如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的编撰和文选的编选等一样，都是对原作的一种“改写”或“重写”（rewriting），并指出这种“改写”或“重写”“已被证明是一个文学捍卫者用以改编（因时代或地理隔阂而）异于当时当地的文化规范的作品的重要手段，对推动文学系统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另一层面上，我们又可把这种‘改写’或‘重写’视作一个文化接受外来作品的证据，并从这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勒菲弗尔指出：“这两点充分证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应该把对‘改写’或‘重写’的研究放在更中心的位置上进行研究。”巴斯奈特接过勒菲弗尔的话，进一步强调说：“我们必须把翻译视作一个重要的文学手段，把它作为‘改写’或‘重写’的一种形式予以研究，这样可以揭示一个文学系统在接受外来作品时的转变模式。”[18]

再如，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理论，同样揭开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层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外国文学界曾经围绕英国通俗长篇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的译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而对我国新时期对国外通俗文学的译介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场风波的背后，就是我国特有的赞助人机制在起作用。而“诗学”（或译“文学观念”）因素的引入，对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量译介的都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而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显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富于说服力的理论视角，同时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课题。

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和和翻译研究都各自实现了它们的文化转向，国外的文化研究则实现了翻译转向。实践证明，这两大转向给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翻译研究以及文化研究都带来了勃勃生机。在这样的形势下，本文尝试提出中国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希望通过辨清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促进中国比较文学的深入发展。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已经为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丰富和深化作出了贡献，我相信，随着国内比较文学界翻译转向意识的提升，随着国内译学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推进和完成，中国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也一定会给目前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带来新的契机，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Bernheimer, Charles,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Saussy, Huan,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