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

——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

查明建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摘要：译介学是近二十年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得最为迅速、最富有生气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译介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理论活力。比较文学如何开展翻译研究？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内容和方法是什么？几十年来，中外比较学者对这些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讨。但也还存有不足之处，如近年来中外出版的比较文学论著和教材，将译介学等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模糊了译介学的比较文学性质和研究要求。本文简要地回顾了中国译介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情况，从译介学的发展渊源角度，重申了译介学研究的比较文学性质，在总结和整合译介学已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对译介学的理论、研究内容、目标和方法尝试作些新的探讨。

关键词：译介学；翻译研究；文学译介；翻译文学；比较文学立场

Abstract: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translational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have brought more vitality into this lively field. Comparatist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made fruitful theoretical researches in what and how to do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owever, the nature, matter and method of this field have failed to be interrelated and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d, consequentl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usually get confused with  general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a general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its scope, matter, aim and method in an attempt to enhance the scholarship of this field.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literature; standpoi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一、问题的提出

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不甚关注翻译问题。即使涉及，也是将文学翻译、翻译作品作为追溯文学传播和影响的具体途径，或作为确认某作家受外国作家影响的依据，而没有注意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本身。其隐含的观念，就是认为文学翻译只不过是语言层面上的文字转换。直到在20世纪30年代，比较文学论著中才有专门论述文学翻译问题的内容。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是最早关注比较文学里翻译研究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比较文学》（1931）的第七章“媒介”中，讨论了“译本和译者”问题，对如何研究译本和译者提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意见。他认为，译本研究有两个方面：一、将译文与原作比较，看是否有增删，以“看出译本所给与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所给与的（故意的或非故意的）作者的印象是什么”；二、将同一作品不同时代译本进行比较，以“逐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发生的影响之不同”。关于译者研究，他最早提出了应注意译本的序言，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的翻译体系”等“最可宝贵材料”。[1]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在《比较文学》（1951）中也提出了译本和译者研究，并且认为，译本无论好坏，都有文学研究价值，因为“水平最差的译者也能反映一个集团或一个时代的审美观，最忠实的译者则可能为人们了解外国文化的情况作出贡献；而那些真正的创造者则在移植和改写他们认为需要的作品”。[2]梵·第根、基亚关于译本和译者研究的论述，已触及到比较文学领域翻译研究的重要问题。但还没有完全展开，与比较文学的联系还不是很密切。其后，布吕奈尔等人尽管对翻译比较重视，但也没有对如何在比较文学领域开展翻译研究作出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其他比较文学家，如法国的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毕修瓦（Claude Pichois）和卢梭（André-Marie Rousseau）、意大利的梅雷加利（Franco Meregali）、德国比较文学家霍斯特·吕迪格（Host Rüdiger）、罗马尼亚的迪马（Al Dima）、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家朱里申（Dioniz Durisin）、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等，也都强调了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就中国的比较文学实践来说，文学翻译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文学译介在中外文学关系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了出来，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研究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但是，在比较文学刚刚在中国复兴的1980年代，人们对如何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做翻译研究，则有些不甚明了。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国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的梳理、评述；二是译本对比研究。从翻译研究实践上看，对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目标缺乏明确的认识，更缺乏理论方法的指导。因此，外国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在中国译介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史料梳理的层次，而没有从文学关系角度做进一步分析、论述，没有达到译介学应有的研究深度；[3]二是译本的对比研究，大多还是属于一般的翻译批评，未能体现译介学研究的特色。

实际上，比较文学复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就在不断地探讨译介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卢康华、孙景尧教授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比较文学论著《比较文学导论》“影响研究”中的“媒介学”部分，对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作了初步探讨。[4]乐黛云教授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第六章，专门设立了“译介学”一节。作者孙景尧教授对“译介学”作了界定，[5]介绍了中外翻译历史、翻译的性质、翻译的一般规律及其基本理论，并探讨了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6]与《比较文学导论》中的相关内容相比，本书对“译介学”的论述更为深入。差不多同时出版的陈惇、刘象愚教授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7]其中“媒介学”一节对译介学的研究内容有较详细的论述，尤其是所举的事例，有不少都是中外文学翻译史上的典型现象，既恰切，又明了。[8]

1980年代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中关于译介学的论述，在现在看来，存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对翻译在文学、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谈论得多，而对文学译介和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如何发挥作用论述得少；对（文学）翻译史、翻译的性质、翻译理论、翻译标准等方面的内容论述得比较全面，而对译介学本身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则阐述得不够系统。所提及的译介学研究对象，有的在现在看来，只是于译介学相关，但还不属于译介学本身的研究范畴，比如，孙景尧教授提出：“就译介学研究而言，首先应对中外语言的体系作一比较，小至字词，大至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都应有一个基本的认识。”[9]但1980年代毕竟是中国译介学理论研究的探索阶段，孙景尧、刘象愚等学者对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探讨，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他们对比较文学中翻译研究如何进行作了最初的理论探讨，为此后的译介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比如，孙景尧教授指出：“文学的直接影响往往产生于译作而不是原著，因此，译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的方法是将译本与原著加以对照，发现其有无增添删削，有无更改杜撰，从而探求译本比原著有了些什么变异，是何原因，媒介者对原作作了如何的介绍和传播，转译本的失真程度，通过歪曲了的翻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10]他还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对“创造性叛逆”问题作了分析；并且指出，除译本对比研究外，“还需要对照不同语言风格的各种译本，同时要研究译者序跋和注释，还需将潮流、风尚、历史、习惯、传统和文化背景等都考虑在内。如此，方能对其翻译、流传、接受与影响等各种情况作出比较全面的认识。”[11]这些论述对比较文学领域如何开展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刘象愚教授提出译介学的内容包括：“翻译史的研究；翻译理论的研究；某些具有重要地位的译家、译品和翻译风格的研究，还有同一作品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他强调：“两种语言、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应贯穿在上述研究的过程中。”[12]这就保证了比较文学领域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立场和研究性质。

1990年代末，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三位教授共同主编的《比较文学》，将“译介学”设为独立的一章，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作为影响研究下“媒介学”的一个分支。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传播最重要的媒介者是译作和译者，其他的传播媒介处于次要地位；二是因为文学译介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译介学研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显著。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这一章中，阐述了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明确指出了译介学与一般翻译研究的区别，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探讨了翻译文学的归属以及翻译文学史的撰写问题，并介绍了翻译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进展。他在此后出版的专著《译介学》中，对译介学的性质、研究内容以及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作了更为全面的阐述。

按照谢天振教授的界定：“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13]关于译介学研究的性质，他指出，译介学“是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14]研究内容包括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包括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传递、误译等问题的研究。[15]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比较文学论著和教材对译介学的理论探讨，为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谢天振教授的贡献尤为突出。

进入21世纪，国内出版了数种比较文学论著和教材，主要有王向远教授著的《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方汉文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基本原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杨乃乔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孙景尧教授著的《简明比较文学》（修订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7月）等。近年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和著作，基本上都设有“译介学”或“翻译文学研究”章节。[16]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是我们对后出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的期望。我们期待新出的教材对译介学的性质、对象和理论方法有更系统、全面、深入的阐述。新论著和教材也确有一些新的探索，如王向远教授的论著中，没有用‘译介学”名称，而用了“翻译文学研究”，虽然比“译介学”概念小，但在研究对象上则更为明确。[17]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修订本的“译介学”部分，删去了旧版本中关于翻译史、一般的翻译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增添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内容，并从“译文中心论”角度对原来的内容作了大幅度的改写，更切合译介学的研究性质。

但新出的教材也有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比较文学基本原理》中 “译介学研究”这一章，分为“翻译与译介”、“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翻译活动及译介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三节（分别由陈燕、朱安博、吴雨平三位教授撰写）。关于译介学的性质、内容、方法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也尝试在论述上有所突破，但有的地方却似乎又退回到1980年代对译介学的认识水平。虽然作者也多次指出，译介学不同于传统的翻译研究，但是作者的论述以及所举的事例，又说明作者对译介学研究性质认识的模糊，混淆了译介学与一般翻译研究和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区别。比如作者说：“译介学是比较研究语言、文字[学]和文学性结合的部分。它的重点是从文学来研究语言差异和同一性。”[18]在另一地方又说：译介学的“重点是从文学性方面来研究语言差异和同一性”[19]。这个界定，包含了三个重要问题：译介学的研究方法（视角）、研究内容和目的。从研究方法来说，无论是从“文学”层面还是从“文学性”层面来研究（文学）翻译，都不一定就是译介学研究，还需要作进一步界定；将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目的界说为“研究语言差异和同一性”，落脚点还是在语言上。这样，将译介学研究的性质又推向了语言层面（尽管是文学语言），与本章中所界说的译介学性质和任务相矛盾。作者虽然强调，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要避免泛化，一定要与文学有一定关系的才纳入其中”[20]，但所举的某些事例，又有非文学的翻译事例，与作者对译介学的界定相矛盾。

杨乃乔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中的“译介学”一章，傅勇林教授从研究范式角度，从文化层面，不仅细致梳理了中外翻译史和译论史，还深入细致地论述了中西翻译研究范式的形成、变革及现状。该章内容翔实，广征博引，评述精当，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中外文化修养和译学研究学养。但令人遗憾的是，作者论述的很多内容，实际上都是一般的译学研究范畴，而不属于译介学。作者用“译介学”来统称翻译或翻译研究，这样，“译介学”概念就过于宽泛了，导致了译介学等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21]

将译介学（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与一般的翻译研究相混淆，外国的比较文学论著中也有这种现象，甚至更为严重。一些欧美学者关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论述，有不少只是一般的翻译研究范畴，而不是译介学所要研究的课题。

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认为：“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媒介，”“应成为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22] 但是他又认为：“虽然翻译的最终结果大概是属于语言，而后又属于终点文学范畴的，可是翻译行为的本质是语际性。”可以看出，梅雷加利的译介学观点还没有脱离传统的翻译研究观，未能完全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待文学翻译问题。

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对比较文学领域如何展开翻译研究问题作了很深入的探讨。他在《比较文学原理》（1977）的第八章“译者与翻译”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内容的七个方面的问题：一、翻译的创造性叛逆问题；二、翻译创造的文体问题；三、直译与转译问题；四、自由翻译、窜改及改编问题；五、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比较问题；六、译者序言及解释问题；七、初译本的评价问题。从其论述看，其中至少第二、第三和第五个方面的问题，如果不由此上升到文学关系研究，仍是一般的文学翻译研究问题。[23]

以上是外国比较文学探索如何开展翻译研究的前期存在的问题，不足为怪。但近些年外国出版的比较文学论著，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甚至更加偏离了比较文学的方向。

由于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本人的比较文学“翻译转向”，其《比较文学批评导论》(1993)中的第7部分“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虽然论述的很多内容也是译介学应该关注的问题，但她论述的立场，已经脱离了比较文学，而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并不一定是文学翻译）问题。正因如此，她才得出比较文学应该从属于翻译研究这样的结论。[24]

加拿大比较文学家斯蒂文·托托西（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的论著《比较文学：理论、方法与实践》（1998），其中第六章虽然标题为“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但完全没有论及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以及如何从比较文学角度来开展翻译研究。托托西强调方法论，用近五分之四的篇幅对“翻译研究”作分类，但其中大部分都属于一般的翻译研究范畴。[25]

比较文学论著和教材中译介学（翻译研究）章节里这些非译介学范畴的内容，会使比较文学专业译介学方向的研究生感到困惑，甚至产生误解，以为只要是文学翻译研究，或者从文化角度来研究翻译，就是译介学研究。比如，如果他们依从教材的指示和范例，从比较文化角度分析非文学翻译现象，对某些语句、词汇的翻译作些（比较）文化分析，[26]是否属于译介学研究范畴？探讨一般的翻译理论、翻译标准、文学风格、意象的翻译，是否属于译介学研究？从某个文学作品抽出孤立的语句，甚至一个典故、习语，来讨论如何翻译的问题，是否就是译介学研究？将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评判译作的高下，是否是严格的译介学论文？将译作与原作对比，指出译作中的误译、删改、增添等，然后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宏观角度解释这种“创造性叛逆”现象，是否就符合了译介学论文的学术要求？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某些论述或研究不属于译介学范畴，并不是画地为牢，将译介学限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更不是否定对一般的（文学）翻译理论和翻译的文化研究的探讨价值。而只是说，既然比较文学将翻译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并且是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它就应当有其学科规定性，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和目的。一般的翻译史、翻译理论、乃至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很有必要，也很重要，虽然它们不是译介学的研究内容，但是从事译介学研究的学者也需要具备的译学修养和知识背景。

现在学术界强调学术规范，其中也包括研究规范、学科规范。特定的研究领域有其特定的研究内容、目标和研究规范。不属于译介学的论文，也同样有学术价值。但如果是从比较文学角度出发来研究翻译，那么，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就需要符合译介学的研究范式，揭示只有从译介学角度才能看出的问题，获得独特的研究价值。

译介学的研究性质和学术要求，根源于其发展渊源。译介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目标，离不开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目的。

 

二、从译介学的渊源看其研究性质

“译介学”原是“媒介学”（mediology）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媒介学”的产生是因应影响研究而来，其研究目的，是探讨文学传播、影响和接受。文学传播的媒介中，翻译家、文学社团和译作是外国文学传播、交流的主要媒介。随着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翻译研究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因此，国内出版的教材大多不再设“媒介学”章节，而专设译介学章节。在实际的研究中，译介学已基本涵盖了媒介学的研究范畴。

“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的术语是中国学者的发明。[27]这里的“译介”，指的是文学翻译、介绍和评论，因此，“译介学”不仅包括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的研究，也包括对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评论的研究。[28]“译介学”概念实际上比“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的概念大。但在中国比较文学界，译介学与“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这两个概念在一般情况下通用，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是一致的。

正如比较文学不是一般的（国别）文学研究，译介学也不是一般的翻译研究。首先它必须是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研究；其次，它是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译介和翻译文学，即它的研究目的和要求必须符合比较文学的学科规定性，是“跨语言、跨文学、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译介学），离不开比较文学学科的规定性和研究目的。它由此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乃至一般的文学翻译研究区分开来。

从译介学的发展渊源可以看出，译介学的学科归属是比较文学，其性质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具体说来，是文学关系研究：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译介学关注的是译语文化对文学译介的操纵，以及由此建构起的文学、文化关系。它要求译本的对比研究，译本的删改、增添、有意误译等现象的研究，都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译文分析层面，而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揭示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经济因素等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和影响，并由此切入某个时期的文学、文化关系的分析，探讨翻译文学的文学、文化功能及其意义。

译介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性质，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而研究对象和目的，也就决定了其理论方法。因此，一般的翻译理论，如翻译的语言哲学、直译、意译、等值等理论，不能应对译介学所要讨论的问题；一般的非文学翻译研究，即使是从文化层面来研究，也不属于译介学范畴；即使是文学翻译研究，如果不是以文学关系为研究出发点，论述仅止于翻译作品本身，也没有从文化层面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纯粹翻译问题，那么，这样的研究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译介学。因此，茅盾的《〈简爱〉的两个译本》，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篇优秀的文学翻译批评文章，但它并不是译介学论文，因为它的目标如文章的副标题所示，是“翻译方法研究”，目的是“对翻译者提供若干意见”。[29]

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研究视点从“原文为中心”转向“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译”转向“为何译”、“为何如此译”等方面上来，注重译语文化对翻译的操纵。20世纪90年代，比较文学出现“文化转向”，扩大了比较文学研究范围，很多比较文学学者开始从文化或比较文化角度来研究比较文学，相应的，他们也更注重从文化层面来研究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现象。与此同时，文化研究领域也开始重视翻译问题，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给译介学带来了新的理论活力和动力，扩大了译介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范围；特别是比较文学领域的“文化转向”，促使译介学更加自觉地关注文学译介的文化方面问题。这是比较文学的发展对翻译研究的要求，也是译介学研究的深化。比如，不从译语时代文化语境的层面来研究作品翻译的选择、误译等，就不可能透彻地解释清楚文学翻译中的很多现象。

但正如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并不意味着其学科性质被解构和颠覆，仍是以“文学”为研究中心一样（否则就是文化研究了），[30]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也并不意味着译介学被消解、湮没，失去了其独特的研究领域和价值。文化研究领域的翻译研究，其目的是从翻译角度研究文化问题；翻译的文化研究，其对象可以是文学翻译，也可以是非文学翻译；如果是文学翻译，则与译介学比较一致，如果研究的指向是文学、文化关系，而不仅是翻译问题，那么这种研究也就与译介学不谋而合了。因此，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一些被归为“翻译研究”的文章，[31]也属于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译介学）论文。这不奇怪，因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比较文学；是勒菲弗尔、巴斯奈特等比较文学学者为翻译研究引入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和方法。但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译介学可以纳入翻译的文化研究范畴。译介学还有翻译的文化研究所包容不了的研究内容，更有自己的研究目标，否则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译介学若不想被翻译学、文化研究领域收编、消融，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其研究的“比较文学性”，不能忘记其比较文学的任务和目的。

比较文学从文学、文化角度来研究文学翻译，其前提是比较文学立场、目标和比较文学意识，即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应是比较文学。如果离开了比较文学立场，译介学研究范畴就会混同于翻译的文化研究，甚或文学的翻译问题研究。

从译介学的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看，王向远教授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索引（1980-2000）》“翻译文学”类中，篇目的收录有点过宽，有些文章虽然与文学翻译相关，但仍不属于译介学（翻译文学研究）文章。[32]我本人辑录的译介学篇目，也存在将译介学概念泛化的问题。[33]

这里强调的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规范，对研究者个人来说，似乎并无多大意义。他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来做（文学、文化）翻译研究，而无需考虑他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范畴，其研究内容和方法是否符合译介学研究规范，只要有学术价值就成。但对比较文学学科来说，这却是个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问题，关系到比较文学如何开展翻译研究及其学术意义问题；对于比较文学专业翻译研究（译介学）方向的研究生来说，却是他在写学位论文前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的研究是否符合译介学的研究规范，关系到他以文学翻译研究为学位论文的比较文学价值；对译介学自身来说，更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关系到它在比较文学领域里的学术地位、意义、自身的学术规范及其独特的学术价值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规范译介学研究范式，并不是比较文学要与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争得一块学术领地，而是从比较文学立场开展翻译研究，有它特殊的任务和目的。带着这种使命，译介学以它独特的研究视角，发掘、开拓了新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这些领域还有待精耕细作，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比如，谢天振教授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了“文学翻译史”与“翻译文学史”的区别，并认为，理想的翻译文学史应是“一部文学交流史、文学影响史、文学接受史”。[34]若有这样的翻译文学史，无疑会使我们对中外文学关系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但要编写出这样一部综合性的翻译文学史，就需要更多的学者从比较文学角度就不同语种、不同国别的文学在20世纪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学译介进行大量个案研究、翻译文学专题研究、断代史研究或国别翻译文学史研究；[35]在借鉴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方能写出这样一部翻译文学史。

 

 

三、译介学的理论与方法

法国比较文学家比修瓦和卢梭曾说过：“翻译理论问题”是“当前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36]上文说过，梵·第根、基亚、大塚幸男、孙景尧、刘向愚、谢天振、王向远等比较文学学者都作过富有启迪性的探讨。

在译介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上，国内出版的很多比较文学论著和教材都论及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并将“创造性叛逆”作为译介学的一个理论视角和研究的切入点。

应该说，“创造性叛逆”是对文学翻译特征的一个很恰切概括。文学翻译存在两个层面：一是语言转换层面。在这一层面，强调语言转换的等值，追求译作对原作在各方面的忠实，再现原作的精神风貌、文学意蕴和语言特色；二是文学再创造的层面。这一层面指译者根据原作者所创造的意象、意境、艺术风格等等，通过译者的解读、体会再度传达出来，是在原作规定的有限范围内的再度创作。虽然译者在主观上努力追求全面再现原作，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译者的文化心理、文化价值取向、个人的审美心理、文学气质、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水平，都会影响文学翻译。特别是，如果译者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审美或道德等方面的原因，有意误译原作，这样，翻译的叛逆和再创造的特征就会更明显。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之中。译语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经济等因素，不仅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过程和翻译策略，也影响译作的文学意义及其接受。总之，因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特征，译作不等同于原作，而成了译语文化中具有独立品格的新文学作品，打上了译语时代文化的烙印。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中译语文化操纵的表征，研究者可以据此现象探讨背后的文学、文化原因。但“创造性叛逆”本身还不足以成为译介学的系统理论方法，还需要研究者由此现象出发，建构一些理论方法，或者借鉴其他理论，作为研究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现象的理论方法。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为系统建构译介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文化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 (polysystem theory)。虽然埃文－佐哈尔此后二十多年间多次修订多元系统论，将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理论，着眼的不再是翻译文学了，但埃文—佐哈尔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以文学和翻译为中心的。他对文学系统的运作模式以及翻译文学地位的种种假说，[37]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打破了传统的以语言学为导向、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研究成规。

多元系统论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对翻译研究的开拓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翻译研究是以语言学为导向，专注于“如何译”和翻译标准等问题，以原作为中心(source-oriented approach)，不甚关注“外部政治”（external politics）对翻译选择、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多元系统论“将翻译研究直接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活动领域”，“将翻译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实践和过程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更激动人心的研究对象。”[38]多元系统论翻译研究模式“不局限于文本，对文本的具体分析也没脱离其文化语境，”“将（翻译）这门学科从先前理论的局限性解放了出来。” [39]不仅“为翻译研究学者开拓了不少道路”[40]，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翻译分析的性质，扩大了后来被称之为翻译研究的领域”，[41]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为“面向译语”(target-oriented)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又雄心勃勃的框架，研究者可据此对实际行为作出解释或分析其背景” [42]。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下，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赫曼斯(Theo Hermans)指出：“所有的翻译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对源文某种程度上的操纵。” [43]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无论出于什么意图，所有的改写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及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对文学的操纵。改写就是操纵，为权力服务，就其积极方面来说，有助于文学和社会的变革。” [44]“操纵” (manipulation)和“改写”(rewriting)概念，显豁了翻译的文化性质。以此观点来观照文学翻译现象，就会认识到，文学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与译语文化系统诸多因素有复杂关联的文化行为。翻译研究也不应局限在语言转换层面的探讨，而应上升到文化层面。

可见，多元系统论的翻译研究方法，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译介学）的研究要求有很多契合之处，它们都以译语文化为中心,以译语文化、文学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视点，因此，不是孤立地看待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现象，而是将文学翻译现象纳入译语文化语境中来分析。

系统理论不仅弥补了译介学理论建构上的缺失，也提供了新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系统理论的认识论系统（多元系统观念、关于翻译的操纵、改写性质以及张南峰教授的“大多元系统论”[45]）能为译介学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理论框架，使研究者有意识地深入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来分析文学译介和翻译文学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系统理论在文化多元系统中来考察文学翻译与译语文化系统诸多因素的复杂关联，考察翻译文学的并存系统（co-system）^[46]如何制约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翻译规范和翻译文学文库的形成，决定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运作方式、地位和作用。

译介学研究要求将文学译介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在这方面，系统理论更显其特长。因为多元系统论的系统观念和事物普遍联系的意识，使其最适合从整体上研究一个大的文学翻译现象或某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现象。[47]

按系统理论的方法，从与翻译文学的并存系统分别去考察，则能将问题分析得更透彻，更有说服力。比如，“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部分”是译介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提升翻译家的地位，使翻译文学有个归属，也在于这个命题是译介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和研究视点。也许仍有一些学者对这个命题不理解、不同意。我们可以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再来看这个问题，即将翻译文学看成是译语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它与译语创作文学系统是并存系统，并共同构成了译语文学多元系统。由于文学翻译和创作都受到译语文化中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这两个系统形成异质同构的互文关系。从多元系统角度分析这个命题，其真确性也许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因文学翻译中文化操纵的存在，也更新了我们对文学影响和文学接受方面译语文化主体性的认识。目前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对翻译文学中存在的文化操纵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世纪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影响源文本对大多数作家来说是译作而不是原著。翻译既然是对源文的操纵，译作就不可能等同于原著，它经过了译语文化的过滤和改写。译作产生的文学影响，也就是一种“选择性影响”，由此也可看出文学译介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

术语既是一个理论的枢纽，关节点，也是具体研究时切入研究对象的理论视点和操作工具。译介学虽然有“创造性叛逆”、“误译”等术语（或者说研究视点），但这些只是对文学翻译现象的描述和概括，如果要系统地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翻译现象/翻译文学史，还不足以应付。具体如何切入研究对象，如何分析，还需有更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来支持。比如，译介学提出的“创造性叛逆”研究，至于具体考察如何“叛逆”，“叛逆”的原因，“创造性”的体现等问题，没有提出比较系统的方法。研究者大多是散点透视式的研究，这样就有可能不能全面观照研究对象，研究也难以全面、深入。多元系统论中的关键词（术语），如“形式库”（Repertoire）、“经典化形式库”（canonized repertoire）、“经典”（canon）、“动态经典性”(dynamic canonicity)等，有助于探讨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存在形式、运作状态，有助于阐释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和意识形态、诗学功能；“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操纵”、“重写”等关键词，则为对文学翻译现象的具体分析提供了切入的视角。

总之，多元系统论的很多理论方法可以运用到译介学研究上来。但必须认识到，多元系统理论并不等同于译介学理论。应该说，多元系统理论就其理论框架而言，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涵纳译介学的很多研究内容，但就目前为止从多元系统论的具体运用来看，研究者所注重的仍多是语言层面上的问题。运用系统理论所作的文学翻译研究，并不一定都属于译介学，关键还是看其是否具有比较文学性质。比如，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关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和“充分性”（adequacy）的论述，关注的是语言、文学规范层面。[48]另外，系统理论考察的主要还是（文学）翻译的过程，对翻译选择以及翻译文学的影响和文化功能，甚少关注（就目前运用系统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

从总体上看，译介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可以与多元系统理论互补。从一个完整的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研究过程上看，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译介学）刚好从系统理论研究“暂停”的地方开始。将它们互补，综合运用，就形成了一个前后相继、互为补充的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法。

总之，译介学的理论方法还处于建构、发展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优秀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抽象出新的理论方法；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新近的翻译理论和文化理论，整合为自己的理论。比如除多元系统理论外，译介学还可以吸收、整合其他文化理论，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产场”理论、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等，以丰富自己的方法论系统，更好地指导译介学实践。

 

四、译介学的研究内容

译介学是以翻译文学和文学译介为核心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它的研究内容与对象就是翻译文学、文学译介以及与两者密切相关的因素，如译者、翻译选择、译本、译本序跋、外国文学刊物等。

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研究，无疑是译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49]从比较文学角度撰写的文学史

与一般的翻译文学史有较大不同。一般的翻译文学史重点是梳理文学翻译史的发展线索，介绍各个时期文学翻译的基本情况以及重要翻译家的贡献。从译介学角度撰写的翻译文学史，将翻译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译语文化语境密切结合起来，探讨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影响、研究的特点等问题，分析各个时期文学翻译选择的特点、价值取向、文化原因，阐述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的关系，以此阐述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意义。

除翻译文学史外，译介学还有其他研究内容。这些内容既是翻译文学史也是文学关系史研究和撰写的基础。这里以20世纪中国的文学译介为例，初步归纳一下译介学的研究课题。

一、外国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在译语国家的译介研究。这方面的研究，除了细致梳理译介情况外，还需要对译介的原因、译介的接受和影响进行分析。

二、文学翻译选择研究。文学翻译选择决定了外国文学在译语国家的精神面貌。20世纪中国不同时期，由于时代语境不同，文学翻译选择规范也就不同。我们不仅要考察某一时期翻译了哪些国家、哪些作家的作品，同时还要注意，是否有意排斥了哪些作家的作品。对翻译选择规范的考察，亦即将文学译介现象纳入到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来考察。这个方面的研究，最能看出某个时期中外文学关系的特质。

三、译本研究。译本研究以译本为中心，通过译本增删、改写、有意误译等现象，分析意识形态、文学观念、赞助人对文学翻译的操纵。

四、译本序跋研究。译本序跋是翻译文本之外文化操纵的主要形式。在正常的情况下，译本序跋是介绍、评述所译作家和作品，但是在特殊时期，译者会借助译本序跋来申说翻译的合法性；权力部门会借助译本序跋来引导读者的阅读取向，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就是如此。译本序跋是从整体上对所译作品的价值意义的操纵，因此，比在文本层面的操纵程度上更显著，对读者的影响更大。对译介学来说，译本序跋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五、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形态、身份、翻译策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形态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译者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可解释“既译介又批判”现象（如吴劳翻译约翰·巴思的《迷失在开心馆中》、张金陵翻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以及对芥川龙之介的奇特接受[50]）、“潜在翻译”[51]和译作“潜文本”现象。译者的身份、翻译策略研究，可以解释因译者的身份，导致某些作品能获得出版，[52]而有些作家作品却受到“株连”，失去了翻译出版的“合法性”。[53]

六、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研究。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性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在学科层面，外国文学翻译（包括研究）界与中国文学创作（包括评论）界的相互鼓励、相互促进；二是指文本层面，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在文学观念、思想主题、创作（翻译）题材、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影响、相互启迪。在后一层面，最能看出文学翻译的启迪、影响作用，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的文学创作。

七、翻译文学经典研究。翻译经典研究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研究译语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某些作品推至经典位置，以达到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目的；第二个层面，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读者的“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读者可能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典操纵，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和审美观，在私人阅读空间建构一套“民间”翻译文学经典。“民间”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翻译文学经典库也许有相一致的情况，但接受取向已有很大不同，貌合而神离。

八、外国作家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研究。外国作家在译语文化语境中的形象变迁、文学地位的沉浮，其实质，反映的不是外国作家本身的问题，而是译语文化的问题。研究这种现象，可以揭示译语文化语境的变迁。如拜伦、王尔德、辛克莱、法斯特、劳伦斯、巴巴拉耶夫斯基等作家在20世纪中国，都经历了形象变迁的过程。考察中国不同时期对他们作品的译介及其文学评价，既可看出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的变迁，又可揭示时代文化在文学译介方面的文化利用问题。

九、文学期刊的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过去我们关注较多的是翻译出版的作品以及文学期刊上的译文，实际上，文学期刊上的外国文学介绍和评介文字，也是译介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评论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虽然没有译作来得直接，是一种间接影响或氛围影响，但这种影响作用有时候并不亚于翻译作品。往往外国文学作品的介绍、评论也对作家产生创造性刺激作用。敏感的作家也许会从这样的介绍和评论，甚至只言片语中，获得文学创作上的启迪。其中也许不乏误读的成分，而正因如此，文学期刊的外国文学译介研究有助于探讨文学影响的复杂性。

当然，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不一定只探讨以上某一方面的问题，可能需要几方面综合起来研究，才能透彻分析某种文学翻译现象。如果是研究一个时期的翻译文学，则更是如此。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