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奥诺代表作二题
柳鸣九
内容提要:吉奥诺是法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一大家,在中国译介不多,评论更少。本文从他众多的作品中选取了早期与后期的两部作品予以评析,指出一部表现了明智的人本主义自然观环境观与泛大自然主义万物多元论,在古今田园牧歌传统中显示了超前性的新意;另一部表现了乌托邦性质的英雄理想主义,在20世纪文学灰色流行色调中,闪耀出光亮的色彩,实为奥吉诺真正意义上的两部代表作,在本世纪西方文学中具有特定的突出意义。
关键词:吉奥诺 田园牧歌传统 超前性新意 乌托邦 英雄理想主义
一、《山岗》:田园牧歌传统中的超前性新意
1929年,让·吉奥诺发表他的成名作《山岗》时是34岁,并不年轻,但如果考虑到他参加过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为了谋生糊口而干过好几年的“杂活”,很迟才步入文坛,那就应该说他当时只是一个初入道的“文学青年”,如果再考虑到他在此作之前,只写过一些无关紧要的诗,那就应该说,《山岗》实际上是他的小说处女作。这部作品一发表就得了布伦塔诺文学奖,并在法国文坛引起了轰动。这对一个初入道的小说新手,可不容易。由此亦可见这部作品肯定具有独特的魅力,系来自作者生活经历、精神生活的深层,是生活积淀的凝聚品。
小说的魅力,一开始就被人定性为牧歌式的田园式的。当时的文坛泰斗纪德称作者为“写散文诗的维吉尔”。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是田园文学的祖师爷,自从有了他的《牧歌》十章后,后世的田园牧歌型的作品就绵延衍生,前呼后应,成为了西方文学中一个特定的传统。这种作品一般都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以农村生活、乡野生活为素材,一是写作者对这种生活情不自禁的迷醉与赞赏,一是由这种迷恋与赞赏而必然导致的对这种生活的美化与诗化。这几个特征几乎是浑然一体,水**融,不可分离,其核心灵魂是作者的迷醉与赞赏,其主要的外在表现形态则是作者的美化与诗化。因而,田园、牧歌文学经常有的那种光明、完美、理想化的色彩并不是农村田园生活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主质,而是写作者所赋予的外在的附加物。
田园、牧歌文学之所以具有这种特征,与写作者本人的条件与状态往往有密切的关系,至少有两种情况可引发田园、牧歌性质作品的产生。一种是作者对农村乡野生活原本真实状况的隔膜与缺乏实感,法国17世纪一批著名的长篇田园小说就是如此,它们都出自远离乡野、依附于贵族沙龙的文人之手,他们为了填补贵族男女空虚的精神世界,满足这些人在虚无飘渺的想像中讨生活的需要,编织出了以田园为背景的悲欢离合的艳情故事,其中的牧羊人、牧羊女,沉缅于缠绵绯恻的爱情中,谈情说爱,赋诗作文,唉声叹气,要死要活,其实只不过是披着牧人外衣的贵族,这类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阿丝特莱》,其作者奥诺莱·杜尔菲本人就出身贵族,在城堡中长大,在巴黎受教育,并无农村乡野生活的经验,但他写牧人牧女故事的这部小说竟长达五大卷六十册据史家考证小说是以他本人青年时期的爱情经历为素材只不过原来的贵族青年男女到小说里矫装成了牧人牧女。
另一种情况不是因为作家本人缺乏农村乡野生活的经验与实感,而是因为他并没有利用这种经验与实感,倒是由于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失望或逆反精神倾向,将自己的某种愿望与社会理想,附丽于自己所熟悉、所怀念的农村乡野的生活形态之上,就像乔治·桑那样。这位法国女作家在童年时代纯粹是一个乡下孩子,长时期与农家儿童为伍,深受农村生活的陶冶,但她在自己的田园小说中,并没有让她的文学描写从她的真实经验与实感中滋生而出,而是赋予了她的文学描写以明亮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色彩,在这里,人际状况、家庭关系都充满了泛爱的气氛,到处是温情脉脉,而不存在现实利害的成分,女子“像圣母”,小孩“像天使”,男人也健美高尚,完全是一派诗情画意的理想化的图画。
吉奥诺则不同,他从小就生活在自己的故乡普罗旺斯——马诺斯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脱下军装立即又回到了故乡,并长期定居在偏僻的马诺斯克。显然,乡野生活的经验与实感他都是不缺的,这成了他小说创作的一个泉源。直接运用了自己的经验与实感,而不是凭空臆造,也不是附丽美化,这就是吉奥诺的不同,就是他在田园牧歌文学传统中的独特性。
现在的问题是,他如何运用他的对农村乡野生活的实感?且看他在其早期代表作《山岗》中是如何运作的?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去讲述乡野生活中一个个富有地方色彩的轶事与趣闻,就像都德在《磨坊文扎》中所做的那样,他也没有去搬演富有戏剧性纠葛与冲突的故事,就像左拉在《土地》中所做的那样,他是致力于表现农村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在这部作品的内容中,如果可以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的话,那就是一个小村子的人如何碰见了一场森林大火,读者看到围绕着这个中心事件,一幅幅形象十分鲜明突出,细节非常生动真切的情景:简朴粗糙的生活条件、与草木禽兽为伍的原始状态、勤奋熟练的耕作、顽强不息的生存斗争、在天地大自然中张狂的行为方式与渺小无能为力的实际处境、自然灾难逼近时的恐慌、相互之间的隔膜与危急时刻的齐心协力、团结互助……这是一幅真实、严酷而又洋溢着人的奋斗精神与生趣的乡村生活写照,你看到作者满怀兴味描绘着耕者一来到田头,从放下食物、整理工具到开始劳动的操作程序,满怀兴味描绘着村民与干旱缺水进行斗争的过程,你不会不承认他就像维吉尔有浓厚的兴趣去描写种葡萄与橄榄树,去描写牧马养蜂那样,如出一辙,你不会不感觉到他有着维吉尔式的货真价实的田园牧歌情结,如果你自己身上也有田园牧歌细胞的话,你便会赞赏这一幅真正的田园牧歌画面。
不言而喻,重要的还有文本的节奏与语言,什么样的节奏与语言,最适于表现这种粗糙而朴实的乡野生活?很难想像巴尔扎克描写伏盖公寓的那种大段大段的文字与左拉描写万象剧场那样板块式的段落可以相宜。吉奥诺运用了简短的段落与朴素的文句,他这就对了。简单朴素的段落不仅与回归大自然的题材、淡泊的思想风格契合一致,而且近乎散文诗的篇章形式,给读者留下想像回味的空间。在这种篇章形式中,文句几乎都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的,如:“幕色已弥漫山谷,擦着山腰扩展”,“风的土地,也是飞禽走兽的土地”,“山冈就像烈马一样不好对付”等等……如此言简意赅的语言构成了诗式的格调,使作者对“一个写散文诗的维吉尔”这一评语当之无愧。
如果说,吉奥诺这部作品的题材与语言形式是田园牧歌式的,那末,在哲理内涵上则更是田园牧歌式的,是20世纪彻底的田园牧歌式的,真正的田园牧歌式的。
在这部作品里,吉奥诺既没有流于田园牧歌拜物教的态度,对农村乡野生活以及大自然盲目进行歌颂,也没有流于田园牧歌猎奇心理,对农村乡野生活以及大自然进行趣味性的展示,他持一种可以说是崭新的角度,至少对传统而言是全新的角度,来观察与描绘乡野生活与大自然,致力于阐释与展现出他关于人与大自然的哲理以及他那种极为独特的泛大自然论的思想。
吉奥诺十分有意识地表现人与自然之间既亲和又对立的关系,他不像历来的田园牧歌倾向那样,把大自然只视为臣服于人,供人观赏的“摆设”,供人消遣、散心的场所,而只是把它视为与人的生活、人的命运攸息相关的存在。在他看来,大自然在人的面前似乎是被动的、任其摆布的,其实却是决定人类命运的真正的主人,人在大自然面前,似乎是主动的、为所欲为的,其实却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附属物,人似乎无所不能,其实力量有限,不堪一击,大自然似乎软弱无能为力,其实它威力无穷,不可抗拒。
为了明确阐释他的这种观点,作者安排了一个即将寿终正寝、终于得以窥见天机的老人作了一席谈话,他明确指正“大地才是真正的主人”,大地不以人的存在为转移,他提醒对自然灾难逼近的危险感惶惶不可终日的世人说,“你想知道该怎么办,却对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劝戒是:“大地不是为你一个人造的,不能让你一个人没完没了地使用”。作者还让一个奋力掘地的农民“打量着遍体鳞伤的大地”,产生这种的感受:“要是它被我的铁铲疼了,动了起来呢”?这样他就把人依存于大自然、不能对大自然采取急功近利的思想就表现得具有丰满的形象了。在作品的开端,还有一个富有寓意与象征性的《序幕》,在那一章里,拟人化为一个神威英雄的大自然,令人可怕地惩罚了那些破坏大自然的群氓。有了这个序幕,作者的这种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思想,可以说是表现得很是饱满酣畅、有声有色了。
吉奥诺不仅在田园牧歌文学传统中注入了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思想主张,他走得更远,把他的思想推到了泛大自然论的激进地步。毫无疑问,地球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星体,以人为本,是人考虑与对待自然万物、考虑与对待天地环境以及人自身的当然前提,这是从猿到人、而后人又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漫长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是自然史与社会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是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这样一个大课题,也不可能脱离人本主义的这一个必然的前提,它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人本主义的自然观、环境观,或者说是自然与环境问题上有节制的人本主义。
但吉奥诺有那么一点骇世惊俗,他越出了人本主义的界线,他走出了人类一元论,而进入了大自然主义的万物多元论。他赋予了大自然中的万物、赋予草木与石块以人的感觉、人的思想情感、人的生命,因而具有了各存一元的权利,在他看来,“自从盘古开天地,树木就和大地在一起,那时还没有人哩”,“一块这样的石头就耸立在那里,在你、我、草木,总之一切祖先存在之前就有了”,因此,它们都拥有生命的权利,于是,在吉奥诺的笔下,农人担心锄草砍树都属于“杀生”而有所顾虑,担心害怕大地被挖掘得遍地鳞伤时,会产生蠕动与震动,还以为蛤蟆与蚯蚓被铲死时,也会有类似人的那种临终痛苦。
如果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出发,进入了泛大自然的万物多元论,任“万物霜天竞自由”,人的生存范围与生存空间恐怕就会大大缩小,甚至难以生存下去,吉奥诺在思想深处,也难免有如此的自我诘难,他把这种自我诘难也写进了他的代表作,让人看到这样的后果:“假如你不砍不伐,不在自己周围清理出一块地方,而把铁器束之高阁,那遍地的青草就会淹没你的脚,淹没你的房屋,把一切变成废墟”,人“就不再意识他作为人的强大,只感到恐惧,吓得在自己的躯壳里缩成一团,就像核桃壳里的核桃仁”,“成为了一具被恐惧镇慑的大活尸”。
人在生存斗争与发展开创中,如何尊重、保护自然,这本来就是一个极为巨大、极为复杂的社会,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合理的科学的平衡,如何在人类的开拓发展中保护自然、如何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又维持人类的开拓发展,这也不是一个作家所能作出完满的答案的。作家没有责任开出药方,他思考了这一个问题,他形象地表述了这一个问题,这就足够了,这就足以使他的这部作品具有别开生面的思想内容,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具有发人猛醒的思想冲击力。
大自然在一个作家那里,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吉奥诺与卢梭颇有相似。一百多年前的卢棱,曾把大自然推崇到了极至的境界,把它视为净化的乐土,在他那里,纯朴的大自然与罪恶弊端层出不穷的现实社会是对立的,他几乎把大自然当作了解脱恶浊人类的大救星,大自然是洁净的泉源,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到了吉奥诺这里,大自然同样被强调到压倒一切的地步,问题却严峻得多,如何对待大自然已经是一个与人类命运攸息相关的问题了。问题之所以发展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近代西方社会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工业化的时代,大自然环境在人类急功近利的开发过程中,已经被破坏得不像样子了,对大自然采取什么态度,已经是决定人类未来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了。吉奥诺在本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达到了我们今天环保意识的高度,显示出了他的田园牧歌倾向的超前性。
二、《层顶上的轻骑兵》:20世纪文学中少见的英雄塑造
让·吉奥诺显然对自己的描叙天才特别自信,即使文学史上状物述事的领域里已经高手如林,巨匠络绎不绝,他也要以他这部代表作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这种能力。何止是展示而已,简直就是大大炫耀了一番,而且是选择了一个比以往的高手巨匠更为狭小的描述范围来进行这番炫耀,就像掌握平衡的大师不在两座摩天大楼之间一条细细的钢丝走个来回,就不足以证明自己惊人的本领。
“描述的范围”,这个概念比较笼统费解。有必要加以具体的说明。我们且把“范围”理解为种类上的量或度。种类的数量与度量之多,也就意味着范围之大。
以地理空间而言,作家写距离与反差甚大的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不同城市,其地理空间的“种类”与“度量”愈多,这种描述范围也就愈大,就像我们在洛蒂的小说中所看的那样,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异域图景:希腊岛屿上充满芳香,略带神秘意味的氛围,太平洋上小岛上风和日丽,郁郁葱葱的景像,非洲国家的赤道风光、土耳其的特殊情渊、冰岛布列塔尼区阴暗荒野的景色以及各种时空、各种海域、各种气候条件的海面……
以社会现实而言,就像我们在左拉的家族史小说中看到的,这里有巴黎的工人区,外省的矿区,外省的农村,巴黎的交易所,巴黎的菜市场,巴黎的大百货商场,巴黎的“红灯区”妓院,有普法战争的战场,有巴黎官场,有医学界,有小市民生活……同样,以生活方式,生活情景而言,我们在斯丹达、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无不看到各种类别、各种形态,正如巴尔所克自己所说“千殊万类”,“有如动物世界”。
可见文学史上那些描述大师,总是要扩大自己的描述范围,避免狭隘化、单一化,以达到对现实、对社会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反映,以满足读者对各种时空、各种现实、各种情景、各种状态的好奇心、求知欲,以使自己的作品显得丰富多彩、五彩缤纷,以充分显示自己驾驭不同题材、展示各种图景的才能……
吉奥诺在《屋顶上的轻骑兵》中的行事方式颇有不同,一开始他把人们带进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炎炎夏日下的山野平原,让人们跟随主人公昂热洛在那个荒凉的被霍乱席卷的地区一程程、一村村走下去,一直走了整整一章。有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读者这时也许会想,这不过是像巴尔扎克在《高老头》的开篇时所做的那样,对伏盖公寓加以详尽描写,以烘托出那一出即将发生的巴黎悲剧的氛围,但是,读者估计错了,到了第二章、第三章,吉奥诺仍没有把他们带出这个热得令人窒息、瘟疫席卷逞凶的地区,虽然这个村子、那个村子的景像有这种或那种的差别,但都是尸横遍地,活人上吐下泻,成群的乌鸦在上空盘旋,准备啄食人肉。于是,读者不再存有看到其他生活景像的期望了,果然,小说直到最后,主人公仍然没有走出这个霍乱魔影笼罩着的地区,仍然在与口吐白沫的病人打交道,只不过,意大利已经遥遥在望了,已进入了他的视线,那是他的祖国,是他要奔赴的地方。小说就这样才结束在主人公充满希望的眺望中。
这是一本什么小说?作者的笔没有超出一个地区,那就是法国南部与意大利相邻的地区,也没有从一种性质的生活,一种状态的现实游离开去,那就是霍乱成灾的生活与赤地千里的状态,作者敢于整整一本小说从事描述一种单一的生活状况,的确有一种走钢丝的艺高人大胆的勇气,而且,他也的确显示出了他杰出的描述天才,他竟然把这种单一地区、单一性质的生活,而且是令人窒息、充满了腐味的生活写得情景各异,变化多端,他的笔调充满了活力与灵敏,仅以写炎热的天气一事而言,它就时时掀起一阵阵热浪,使读小说的人时有炎热之感。
杰出的描述才能确实有,问题在于把这才能用在何处?从小说的现实内容来说,就整个的小说故事就是这个轻骑兵穿过瘟疫灾区的经历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名之为《赤地千里的跋涉》,于是小说的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是一本灾难小说。
作者明确地指明了小说中的灾难就是1838年蹂躏了他的故乡普罗旺斯——马诺斯克地区的那场霍乱大流行。早在他1929年的成名作《山岗》中,他就提到了那场可怕霍乱的若干情景,有的村庄“一天就死十个人”,霍乱过后,就出现了不少荒无人烟的村子,等等。那场灾难一直萦绕在作者的脑海里,成为了他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情结,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51年,他才终于在《屋顶上的轻骑兵》中充分地将它加以纾解。
说起灾难小说,不能不提到20世纪法国文学中赫赫有名的杰作、加缪的《鼠疫》,此作写整个一个城市面临着鼠疫的威协,人群像苍蝇一样一大堆一大堆地死去,即将面临彻底毁灭的危险。各种人在死亡的威协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而后,他们又按照各自的方式振作起来,互相团结了起来,群策群力,以集体的力量战胜了鼠疫。显而易见,这部小说具有明确的寓意性,鼠疫象征着曾威协作人类自由生存的法西斯,而小说中那一场与毁灭性的殊死较量,则令人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奋力抗争。如此宏大的主题、如此有力的象征性、如此与人类重大生存命运的紧密结合,使得加缪的这部作品成为了一部使世界人民深为共呜、极为感奋的名著。
加缪的名著发表于1947年,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出版于1951年,迟于加缪的小说四年,从时间的次序与内容的相似而言,我们实在不能说吉奥诺决没有受加缪此作的影响,就题材的“专题性”、“单一性”与这位轻骑兵穿过死亡区的沿途所见识到世人的种种反应来看,我们也不能说吉奥诺的作品与加缪的名著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如果要定位的话,我们不妨把《屋顶上的轻骑兵》视为二战后的第二部重要的“灾难小说”。
不可否认,吉奥诺此作比之于《鼠疫》,显然缺少一种磅礴宏大的气势,一种灵动象征的力量,一种启迪暗示的潜能,总之,我们似乎很难把它视为一部有明显象征性与寓意性的作品。如果没有这种内蕴的、升华的性质,那末,作品对同一地域、同一种性质的现实进行大同小异的描写,就难免会使人有发闷之感,这种描述只会成为技能的展览与炫耀,吉奥诺肯定很懂得这一点他也力图在这种炫耀性的描述中贯注某种东西赋予它某种目的那么是什么呢看来他是在他主人公身上动脑筋、打主意。
穿过赤地千里的瘟疫地带,在死人堆里开路前进,这一番经历本身就赋予了这个主人公一种不平凡的传奇的色彩,吉奥诺既然让他在如此可怕的境况中坚定不移,勇往直前,显然就是要让他接受承受力的考验而显英雄本色。果然酷热难熬的天气,一个个人口死绝的村子、小镇,尸体腐烂的臭气、乌鸦啄食的恶心情景以及望不到尽头的像罗网一样笼罩在整个地区的死亡阴影,都没有使这个轻骑兵畏而却步、转头逃遁,他义无反顾,冲出了死亡的重围,吉奥诺让他成为一个勇敢英雄的形象。
在这样一个可怕行程中,他不断遇到垂死的人,已死的人,逃亡瘟疫的人,于是,救死扶伤,清理场地,不断给人提供帮助的种种难题都层出不穷,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出力,要出钱,要不怕累,不怕脏,而且要冒染瘟疫的危险……他都义无反顾、毫不犹疑地一件件、一椿椿完成了。吉奥诺让他成为了一个慷慨仁义的人道主义的形象。
在这样一个艰艰困苦的行程中,一个美丽妇女的出现,无疑是一道采光,足以使读者的眼睛一亮,并且期待在这恶劣的可怕的环境中会看到一个不顾死活的爱情故事,然而读者最后失望了,不是因为这个同样落难的贵族美妇与这个轻骑兵没有共坠爱河的时间与场所,更不是因为这个美丽的少妇对他没有热烈有爱慕,倒是这个军人以高度的自制力,把自己的深深的爱情十分严格控制在一种冷静优雅的绅士风度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与有礼貌的距离。吉奥诺使他的轻骑兵成为了一个品格高尚的、情趣优雅的骑士。
别忘记这个轻骑兵是个意大利人。他作为一个贵族,作为一个地位颇高的上校,似乎都无关紧要,只要他是个意大利人就行了,而意大利人性格在法国人的笔下,总是一种充满了激情、不顾功利得失、不顾任何后果的形象,他一旦认定某种人生目标或生存价值,就会为之不惜牺牲、不畏任何险阻。斯丹达是写这种意大利人形象的能手,《帕尔玛修道院》中的男主人公与《法尼娜·法尼尼》中女主人公,就是为了爱情而奋不顾身,宁可粉身碎骨、身败名裂的人物,至于那个烧炭党人主人公,更是真正体现出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精神与激情。这种真正闪现出品格光辉的人物,在法国文学中久不见已多年矣!真难能可贵,吉奥诺推出了一个。他这个轻骑兵在死亡地带中勇往直前,仗义行善、甚至把个人的爱情也抛在一边、深藏不露,就是因为他心怀一个远大的、正义的、无私的目标,他要奔赴他的祖国意大利,献身于自由事业。
在20世纪法国文学、以至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中,流行色调基本上是灰色。在这里,人物绝大多数都是灰色的,正面的、积极的、带有英雄性质的人物,也都多少有些灰色基调。光辉的、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人物,几乎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像阿拉贡这样的“社会主义现实”作家的《共产党人》这样音调高昂的作品,其中好样的汉子也带有几分灰色。比较起来,吉奥诺笔下这个轻骑兵的精神高度与品格光亮度,可谓绝无仅有了。这个人物与其说是现实生活深层的瑰宝,不如说纯粹是作者浪漫理想的产物,请注意这个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838年,这几年之内,在意大利并没有发生什么革命事件,这个人物并不是某一革命力量的具体体现,也许跟30年代初期至40年代中期活跃的马志尼派有那么一点微弱的关系,但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不论怎样,作者的这个主人公的理想主义性质,甚至是乌托邦性质,确实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意义。
责任编辑:王忠祥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