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意识与异国对象——中国学术视野里的奥国文学之成立

 

 

叶隽

 

摘　要：本文尝试提出较为完整的“奥国文学”概念，在世界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双重背景下来理解奥国文学的意义。同时提出确立研究者明确的史家意识，并以此来统合“奥国文学”研究。进而总结奥国文学研究的四点基本立场：一是学术史意识，二是文学史本位，三是思想史指向，四是文化学策略。

关键词：奥国文学;文学史;理论

 

一、世界文学与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奥国认知：

从“德国文学门”到“奥国文学命题”

 

早在19世纪初期，歌德就已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在这里，歌德强调的是与“民族文学”相对立的“世界文学”概念，这本来不错。但歌德这一判断过于理想化与绝对化，他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固然具有前瞻性，将“民族文学”弃之如敝履，则显然不够客观。事实上，1827年，维勒曼(Francois Villemain)首次在巴黎大学使用了“比较文学”(littératurecomparée)这个概念，虽然发明的是比较的方法，但观照的主要仍是民族文学的问题。[②]历史已过去了近二百年“，民族文学”的概念不但未因“世界文学”与“全球化”的到来而失去光彩，相反随着“民族-国家”主题的日益凸显，很可能是21世纪更具学术魅力的概念。而我们通常所使用的“德语文学”，则距此颇有道路。

日耳曼学在中国语境里通常被称作“德语文学”，其实不是太准确。在我看来，前者强调更多的是作为(非国家)民族特性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后者则泛泛地以语言相同为标准，就学术命题而言不太明确。这一点，同样表现在中国学术语境里，德语文学学科的确立，固然主要受制于机构设置、人员数量等客观条件，但学者本身对此缺乏敏锐的学术意识与洞见，可能也未必不是重要因素。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日耳曼学(Germanistik)在现代中国语境内的确立当属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建立的德国文学系。1918年，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创办德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德国文学系)，要招收的是已有语言基础，能直接深造求学者。所治专业为文学，而所治范围为德国。[③]以蔡元培的宏通学识与高屋建瓴，又是对他长期留德之后的德国文化的判断，必然包含了他的学术眼光在内。事实也证明，第二代(也是中国日耳曼学至今最优秀的一代)的重要人物(如冯至、张威廉、商承祖等)多出于其任校长时期的德文系。但在后蔡元培时代，一方面是学术领导者对德语国家不够了解，另一方面也由于语言的统属关系，我们长期使用的是德语文学的概念。这本身并不错，但作为具体的学术命题，似乎并无严格之界定。

由于在一战之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作为共和国的历史亦同样一波三折，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外部对它的判断，中国亦不例外。可这种判断未必就完全正确。梁启超曾借彼时世界诸强国之例，来强调政治小说的现实功能：“彼美、英、德、法、奥、意、日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焉。”[④]是否落实且不论，但这张简略的名单，确实反映出晚清中国知识精英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以及彼时世界列强格局的基本状况。就国际政治意义而言，它是符合大国座次排列变迁状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们是美国、俄国、英国、法国和中国。1939年，它们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1914年，它们是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1815年，它们是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⑤]直到一战之前，奥国始终是世界大国，并不逊色于德国。德、奥并峙的格局，不仅表现在政治空间的纵横捭阖，同时也表现在文化场域的创造之力。

我之所以主张使用“奥国文学”的概念，以代替目前使用的奥地利文学概念，[⑥]看重的正是奥国文学自19世纪以来逐渐发展出的独立品格，既与德国文学血脉相连，同时又风骨独标，是世界文学中非常独特乃至能引领风骚的一道景观。

当代中国的奥国文学研究，基本包含在德语文学研究之内。我们的基本范式，仍是文本处理，这不仅与研究者的自身学养有关，也受制于德语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大气候。处理文本的好处，在于能够进行“歼灭战”，只要用功，读深读透不成问题;但其长处在于“精微细密”，短处亦同样源于此，即难得“以小见大”。文本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个别的唯文本理论解读模式不在此列)，必须放置在更广阔的历史长河中，就文学文本而言，应是在文学史的宏观视野中来求解的，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生发出个案研究的学术意义。我并非反对文本研究，而是主张更高层次的文本研究，即一定要在文学史的意识中来处理文本，这样文本的学术价值才能被更多地开掘与呈现出来。

文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当然是文学史研究。这一点基本未提上议事日程。在我看来，文学史研究是应当建立在作家研究、思潮流派研究与断代史研究基础上的，总体而言，这些方面我们都积累得很不够。虽然也有一些奠基性的成果，在作家研究上，如叶廷芳教授的卡夫卡研究等;在断代史研究上，值得一提的是韩瑞祥教授关于“20世纪奥地利文学史”的写作。[⑦]后者尤其初步提出了奥地利文学的概念：“奥地利文学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延续和发展的。虽然它与德国文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但它毕竟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内涵和发展趋势，无论在题材表现和艺术风格上，还是在审美价值上都是如此。”[⑧]

确实，奥国逐渐发展出的是另一条不同的路向，无论是强调“幽径徘徊”的比德迈耶尔(das Biedermeier，19世纪中期)，还是后来“回归自我”的维也纳现代派(Wiener Moderne，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都与德国文学渐行渐远，风骨独标。奥国文学的内容，其实亦不仅仅局限于这种“世人皆知”的大有贡献的流派上，在我看来，将文学领域与政治场域相互结合并观照，很可能更显出“风光无限”的学术景观，这里说的，还不仅是将文学文本和政治、心理“相互印证”，如休斯克之探究施尼茨勒与霍夫曼斯塔尔;更意味着将探研关注的范围予以拓展，譬如我们一般将之视为捷克作家的哈谢克(Jaroslav Hasek，1883-1923)，其生存时代与作品内容都更多地反映出奥匈帝国的特点，似可考虑纳入奥国文学的范畴;设若如此，将他那部脍炙人口的《好兵帅克》与布洛赫(Hermann Broch，1886-1951)的《梦游者》(Die Schlafwandler)相互参照，虽风格迥异，但正可从不同侧面可观照奥匈帝国衰落的历史进程。昆德拉更把卡夫卡加进来，认为：“K，帅克，帕斯诺夫，埃施，胡格瑙：五种根本的可能性，五个方向标。我认为：没有这五个方向标就无法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地图。”[⑨]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奥国文学的传统其实与整个中、东欧文学关系非常之密切，延至当代，更产生出引领风骚的重要人物，在奥国诸如新获诺奖的耶利内克、汉特克(Peter Handke)、麦娜克尔(Elfriede Mayroecker)等，捷克则有昆德拉，匈牙利则出现了2002年获诺奖的凯尔泰斯⋯⋯至今为止，一些东欧国家如匈牙利，仍有相当数量的作家选择德语写作，进入德语文学圈，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我们若能由此角度切入，更新自家的文学史观念，或许有可能拓辟与展现理解欧洲/西方文学的崭新视角。[⑩]

 

二、史家意识之确立与奥国文学之成立(概念、内容、特点)

 

对于奥国文学独立的民族品格，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认知。[11]在我看来，奥国文学之获得区别于德国文学的独立品格，应当从19世纪中期开始算起。这既与哈布斯堡王朝之终结有关，亦与奥匈帝国之发展密切相连。这其中必须关注奥国文学自身主体性的逐渐形成，一是以格里尔帕策、施蒂夫特等为代表的“比德迈耶尔”派(das Biedermeier，19世纪中期)形成为中心的“第一天才时代”;二是以世纪末维也纳(Wiener Moderne)的辉煌和布拉格派的崛起为中心的“第二天才时代”，这段可延伸到1930年代;三是20世纪后期的“第三天才时代”，即以汉特克、伯恩哈德、巴赫曼、耶利内克等为代表。[12]至少前两点，在现代中国的译介语境中也同样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反映。

“比德迈耶尔”是德语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与现象，[13]同时也更应看作奥国文学建立起自身品格的特殊标志。这是一个起点，值得特别关注，奥国文学的传统由此而奠立，以后的维也纳现代派与布拉格群体与此都有关联。1918年时《，北京大学日刊》上就刊布《图书馆布告》，称：“本馆最近收到下列之德文书籍(由夏学长交来)”。分两类，一为“德文文学小说类”，一为“德文歌诗及戏剧类”，前者颇多，后者较少，其中就包括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Franz，1791-1872年)的《金羊毛》(Das Goldene Vliess)。[14]但就译本而言，似乎介绍得很晚，直到1962年，才出版了傅惟慈译的《老乐师》(Der arme Spielmann，世界文学出版社)。[15]另一位代表人物施蒂夫特(Stifter，Adalbert，1805-1868)，亦未查到踪迹。此派以抒情诗和中篇小说(Novelle)为时尚，故其代表作尤以后者为甚。这显然是我们译介的一个重要缺陷。其他代表人物包括：内斯特罗依(Nestroy，Johann Nepomuk，1801-1862年)、鲍恩费尔德(Bauernfeld，Eduard von，1802-1890年)、莱瑙(Lenau，Nikolaus，1802-1850年)等。

相比之下“，维也纳现代派”(Wiener Moderne)显然得到更多的关注，一般来说，此指“青年维也纳”，但在此我将此设定为一个拓展性的概念。其主要背景为奥国文化学术的空前繁荣，具体则包括：维也纳的哲学(马赫、维特根斯坦，包括日后的维也纳学派)、心理学(以弗洛伊德为代表)与艺术(音乐上是“维也纳乐派”(Wiener Schule)，代表人物有马勒、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等;绘画上则出现了“维也纳脱离派”(Die Wiener Sezession);建筑上则有“维也纳工作室”(Wiener Werkstaette)，代表人物为瓦格纳、罗斯等)的发展。[16]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奥国文学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进入了一种空前辉煌的创造时代，而其主动潮流是所谓的“唯美主义”(Aesthetizismus)。作为作家团体的维也纳现代派，大致活动于1890-1900年间，以巴尔(Barh，Hermann，1863-1934年)为核心，其代表人物有日后具世界声誉的大家：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特拉克尔(Trakl，Georg，1887-1914年)，也包括克劳斯(Krauss，Karl，1874-1936年)、阿尔滕贝格(Altenberg，Peter，1859-1919年)、贝尔-霍夫曼(Berr-Hofmann，Richard，1866-1945年)等;[17]作为拓展性概念，其下延可以继续到20世纪前期，如穆齐尔、茨威格也可纳入考察。这其中的人物，在现代中国得到较多关注并译介的只有施尼茨勒与茨威格。“布拉格派”的崛起基本上发生在同一时期，乃是指除了维也纳之外，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布拉格成为几乎与维也纳鼎立的另一个文学中心，其代表人物包括：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里尔克(1875-1926年)、布罗德、魏斯、卡尔弗等。这其中，尤以卡夫卡对世界性的现代文学影响最为重大;但在现代中国时期，里尔克的影响远较卡夫卡及其他作家为高。

随着耶利内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对当代奥国文学的关注比较多，各种文章也多出现。但这些文章较少有厚重的文学史研究意识。其实，在此之前，国内学界对汉特克、伯恩哈德、巴赫曼、耶利内克等人都有所涉猎，但多数均浅尝辄止，而且彼此间没有呼应，即对共同的学术命题以及推进的意识。这里面有三个层次需要厘清，一是文学史意识，即把当代文学写作放在宏观的文学史视野中去考察，必须上下左右前后读书;二是学术共同体意识，对前人的相关论述必须征引，这样才可以明确自己研究对学术的推进意义;三是将批评与研究自觉分野。在没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的写作，对当代文学是可以的，但这更多属于文学批评，而不是学术研究，这两种写作方式应予以自觉区分。

所以，必须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在融通的史家视野之下，奥国文学的概念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层面?在我看来，希望包括两个层面，即兼及昔日的“奥匈帝国”与今日的“奥地利”，甚至做到打通历史、融于一脉，使其既兼顾自身的“千年血脉”，又别于“德意志”的一系独尊。历史上的奥匈帝国，真的值得好好关注。1918年以前，这是一个不容忽略，在欧洲地域占据重要地位的一大帝国;而若追溯到19世前期，奥匈帝国的地位与实力甚至远胜于德意志，因为彼时的德意志，距俾斯麦以其铁血手段实现统一尚远，仍处于极度糟糕的分裂割据状态。而煌煌势大的奥匈帝国，才真的稳居于欧洲列强的大哥大之席。只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在经过一战、二战的痛苦挣扎之后，奥地利才由一流大国无可挽回地沦落为三流小国。若论“大国的兴衰”，奥地利，其实是个绝佳的标本。而若要探究其奥秘，则奥国文学也绝对提供了充足的文本根据，只是如何回到“历史现场”，乃至进行有理有据的“学术叙事”，那就要考量研究者的智慧、知识、眼光与能力了。

当然，探讨“奥国文学”，并不是如此功利地要将其与政治史的兴衰成败挂起钩来，事实上奥国文学的独自成立，其实是个值得探讨的命题。且不论格里尔帕策等人的筚路蓝缕之功，就是世纪末的维也纳，那一串串诱惑人心的名字，也足以让人艳羡倾慕不已，可不是吗?作为诗人的格奥尔格、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都星光耀眼，让人心向往之;作为作家的卡夫卡、穆齐尔、茨威格，更是风采独具，构建了现代文学的半边江山以上;至于当代人物，则巴赫曼、耶利内克等都表现不凡。每一个名字，何尝不代表着那样一个惊人的时代呢?还可参照纳入的如布拉格的德语文学。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一册学术意义上的《奥国文学史》(当然《德国文学史》中颇多将奥国文学纳入叙述)，大量的译介工作也还处于滞后的状态。奥地利人现在也很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亦即别于德国而独立，而这种独立，首先就表现在文学思想层面的区分。当然，事实上德语国家本身在历史上有很多通融的一面，这点必须承认;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奥两国历史建构的最后完成，确实是走向了分道扬镳的道路，故此其民族性与国民精神亦必然不可能“如出一辙”。所以，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存在奥国的国民精神吗?从历史到现实，奥国对世界的贡献何在?

在我看来，奥国文学表现出的一大特征，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即，它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歌德的理想———世界文学的特点，看看卡夫卡、茨威格等人对世界文学与思想史产生的影响就可以知道;同时绝对无法离开奥国社会、历史的民族进程。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标本，如何去处理文学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关涉到人类的长远发展，但决非如歌德所言“，世界文学”会取代“民族文学”那么简单。通过对奥国文学的研究，我们会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联，以及“民族性”和“全球化”关系问题。

 

三、奥国文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虽然奥国文学的独立民族品格问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学术命题，即便在国际学界亦然。事实上，在很长时期内奥国人自己都没有一部完整的“奥国文学史”。这一方面显示出对中国学者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对于异国研究者来说，面对陌生的文化对象，仍有其不可逾越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异国对象”?这个问题很大也非常复杂，牵涉到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以来的方方面面。[18]这里仅就奥国文学研究的基本立场略做申论。

一是学术史意识。这其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史背景，即以奥国学界的主体研究为中心，兼及德、美等国的研究，当然德国学界的论述，不可能摆脱浓厚的日耳曼情绪。早期瓦赫勒(Ludwig Wachler)的《德国民族文学史纲》(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Nationalliteratur，1818-1819)，就提出应写作一部“祖国文学史”，这直接导致了众多的德国文学史著作的出现[19]。二是具有主体传承的中国学术史传承意识，后者是我们立足的根基。像冯至先生，虽然不是专门的奥国文学研究者，但有专门的论述，表现了非常高的学术见地。譬如他就撰文《浅谈奥地利文学》，提出：“在文学的领域里是否应把德国与奥国分开，或合在一起，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研究还很不够，因此还没有能力来判断。”[20]但尽管如此，他还是结合三大家格里尔帕策、莱瑙、施蒂夫特总结出19世纪奥国文学的四大特点：

第一、奥地利文学不像德国古典文学、浪漫派文学那样与哲学相联系，奥地利也没有产生过能与康德、黑格尔同样伟大的哲学家。

第二、奥地利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因而形象的语言格外丰富。

第三、抒情诗的格调趋于和缓，较少发出激切的声音。

第四、作品尽管有的很优美，但没有像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那样享有世界声誉，产生世界影响。[21]

应该承认，由于没有对奥国文学进行专深的研究，冯至先生的这段总结虽然不乏洞见，但远谈不上全面。具体的论述可以商榷，但前代人的学统构建却是后来者必须自觉继承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具体学说的继承方面，同样表现在学术传承方面的推陈出新。在这方面，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引为资鉴。柯文(Cohen)对自己的师长兼权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等人的发难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在“师道尊严”的中国社会似乎难以想象，但柯文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独到之见解：

史家之间相互受益却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机械地继承一堆知识，然后加上另外一些知识把他传给他人。我们同时还会提出问题，进行鉴定。并把支持前辈著作的理论框架东摇西晃一番，而且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自己也完全知道有朝一日别人也会对我们著作的理论框架狠狠地摇一番。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史家做出最后的判断。[22]

由费正清超越传统汉学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到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师生两代的研究模式的转变，包涵的不只是具体学术观点的差异，还有一种学术气度与文化品格。没有费正清的包容与理性、大度与远见，后来者的挑战没有那么容易成功，就算你手中握着真理。作为师者与权威的费氏一方面做答辩，另一方面也理性地作出判断：“我赞成学生们提出的不同意见，因为顺从一种愚蠢的政策而受到自己学生们的公开指责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甚至说“我觉得现在该是我们对美国人那种严重的自大狂好好进行反思的时候了”。[23]

在中国日耳曼学的发展过程中，从杨丙辰先生的第一代，过渡到冯至、陈铨、商承祖、张威廉等先生的第二代，以及目前仍活跃在学界的后来者(第三、四代人)，都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如何进行批判性的继承，深值思考。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历史”，亦同样表现在“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史”上。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当确立相对明确的史家意识，这既表现在学术史统绪之中的自我定位，以及对学术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自觉认知;同时也表现在作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史家自觉意识。

二是文学史本位。我们至今在进行的研究，大致不脱具体的文本范式，这当然与中国外国文学界的整体思维定式有关;但同样是文本研究，却可以做到小处着手、大处着眼，达到“以小见大”的功能。而想做到此点，我以为文学史家的意识，是每个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如此说法，并非指望每个研究者都成为文学史家，事实上，能做到此点的也近乎凤毛麟角。但这样一种意识的有无，以及风气的提倡，却关乎本学科的发展前途，乃至中国学术的创新可能。正是具有文学史意识的文学文本研究，才会有助于作家研究、流派思潮研究与断代史研究，也只有在这些不断积累的学术空间中，中国学者才可能做出较为令人满意的“奥国文学史”来。因为学术研究本就是一个不断推进、代代传承积累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勃兰兑斯就把文学史的功用看得极为重要：“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24]将文学史看作深刻的心理学，确实不是没有道理。在某种意义上，由高明的史家所呈现的文学史景观，确实可以看作一个民族深层的心灵史。作为一种特殊撰作体例的文学史，确实与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进程密切相关。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近代文学、科学和思想的产物‘，文学史’的重要基础，是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如果按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么，文学史便为这种想象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和精彩的内容。”[25]所以文学史所承担的，虽然表面是文学审美的功能，实际承载则远超出之。

三是思想史指向。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并强调应去挖掘一切历史过程中“由思想的内容所构成的内在方面”。[2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史的核心亦在于思想史。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学科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不同，但关注的思想史意义却多半有共同之处，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思想史研究成为显学的重要原因。在这个方面，作为文学史家的(法国人)泰纳的观念颇有启发。泰纳在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这段时间里，其“关于文学史的意见，一直都有着无远弗届的影响力”。[27]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圣伯夫的及门弟子，泰纳的文学史观是在对圣伯夫的推崇与继承基础上形成的，而对圣伯夫方法论的揭示，可谓是泰纳的一大贡献，他认为圣伯夫“把自然史进程引入思想史”是具有发明家意义的创造：

他揭示如何着手认识人，指出是相继的社会环境系列形成个体，必须依次观察才能了解个体：首先必须了解种族和血缘，通常研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就能识别;其次必须了解幼年教育，家庭环境，家庭影响以及塑造童年和少年的一切因素;再次必须了解后来成人时周围第一批杰出人物，参与的文学团体。最后对如此形成的个体加以研究，寻找揭示其本质的线索，探究反面和正面的因素，以便点明其主导的激情和独特的气质，总之分析其人，追查在一切情况下的表现，不管其伪装有多么巧妙，都要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因为文学姿态或读者偏见总免不了将其乔装改扮，混淆视听，让我们看不清真面目。[28]

由此，泰纳总结道：“这种运用于人类个体的植物分析，是把精神科学与实证科学靠近的惟一手段，只要把它运用于民族时代种族就可使它结出硕果。”[29]他强调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取决于三要素，即：种族、环境与时代；具体到具体的艺术作品，则谓：“一件艺术作品的形成，总是脱离不了三种特质的影响：一是种族的特性，二是社会的环境，三是作者的个性。”[30]但泰纳显然并非墨守成规之辈，他的根本思路在于：“在每个民族里，必定要产生出一定的精神状态，反映这精神状态的即是当代的文艺运动。”[31]从这个角度来看，思想史(或具有德国烙印的是精神史概念)路径上的问题不妨作为我们研究背后的一个潜在重要指向。而历史诗学、文学意识史等亦可作为参照。

四是文化学策略。有论者已经明确提出德国的文化学对本学科的建设性意义。[32]我认为这不仅对本学科建设很具启发性，而且对目前正在讨论的“德国学”问题亦意义重大。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到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33]是德国学术的一个重要转变。如果说当初，兰克等人强调“科学的历史学”，是针对此前民族主义学派(浪漫主义的)过于致用的学风的话；[34]那么，到狄尔泰精神科学观的提升，[35]也是为了寻求新范式的创造与对前人的挑战。到了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其思路如出一辙，虽然文德尔班(Windelband，Wilhelm)更早地提出用文化学来代替旧式的历史(Geschichte)概念，[36]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李凯尔特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究并规范了各“科学”之间的关系。[37]自1980年代以来，德国“文化学”的进一步兴起，所谓“文化学转向”与“人类学转向”，[38]更进一步使之与现代学术的世界潮流紧密相接。国内学界喧嚣一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基本是英美范式。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化形式和现象，尤其是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以影响为媒质的当代大众文化以及同样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文化、工人阶级亚文化和少数族群(minorityethnic)的文化体验和身份。这里的文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物和活动，而是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方式。[39]本学科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但至今似乎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学提出的最重要命题是“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aechtnis)，[40]这一点值得充分关注。当然，作为我们可以凭借的德国学术资源，如何将“文化学”首先在学理源头上梳理清楚，并总结范式、批判审视，最后为我所用，成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奥国文学研究的“利器”，还需要研究者大量艰苦的寂寞工作与合作意识。

 

Historian Consciousness and Object of Foreign Country: Tenability of Austri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cademic Vision

YE Jun

(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entatively puts forward a comparatively complete concept of Austrian literature to better under 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ustrian literatur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both world literature and modern China. It also points out the researchers’ historian consciousness, with which the Austrian literature studies will be unified. Finally, four standpoints are summarized, namely, consciousness of academic history, literary hi story standard, ideological history orient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study.

Key words: Austrian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y; theory

 

原载于: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7 卷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