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后，人们还称他为《维特》的作者。

一、诗与真

书信体小说《维特》既是青年歌德所处的时代、社会的产儿，也是他青年时代生活的结晶。歌德善于把那些使他“喜欢或懊恼”或使他“心动的事情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从而纠正自己对外界事物的观念，清算自己的过去，使内心得到宁静。维特的命运同歌德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小说并不是作者的自传，歌德曾声称，他所有的作品“只是巨篇自白中的片断”[2]。我们了解这个“片断”，了解《维特》中融进的歌德自己的那些经历，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构思、产生，认识作品的基本倾向和内涵是大有裨益的。

歌德于1765年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三年后因病辍学。 1770年4月到斯特拉斯堡继续他的学业。这座城市哥特式大教堂完美的建筑艺术给他的心灵以震撼，城郊美丽的风景令他陶醉。赫尔德激发了歌德对民歌、荷马、品达、莪相以及哥德斯密斯等英国作家的兴趣，尤其是点燃了他对莎士比亚的热情，赫尔德体现狂飙精神的美学见解也对歌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歌德与塞森海姆乡村牧师布里昂的女儿弗丽德莉克的爱情，激发他写出了《欢迎与离别》、《五月之歌》、《野地上的小玫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他与斯特拉斯堡法国舞蹈教师的两位女儿卢琴黛（《维特》中易名为莱奥诺蕾）及其妹妹埃米莉娅的感情纠葛，又在诗人心中留下片片涟漪。姐姐倾心于歌德，而诗人却更钟情于已经订了婚的妹妹，因而引起姐姐对妹妹的醋意。歌德在《维特》开篇第一封信里，就把这段恋情化作了“诗”，半是辩解，半是自责地记述道：“命运偏偏安排我卷入一些感情纠葛之中……可怜的莱奥诺蕾！可是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她妹妹独特的魅力令我赏心惬意，而她那可怜的心儿却对我萌生了恋情，这能怨我吗？不过，我就完全没有责任吗？难道我没有培育她的感情？”

1771 年歌德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到故乡，被聘为法兰克福陪审法庭的律师。翌年他参加了达姆斯塔特的一个感伤主义文学社团，常常一起聚会。《维特》中所流露的感伤情绪，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真实写照。1772年5月，歌德到韦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当时德国各邦国都在这里设有公使馆，歌德结交了一批公使馆的年轻官员，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等。他还常到风景秀丽的城郊村庄加本海姆（《维特》中改为瓦尔海姆）去漫游。一次歌德去参加乡村舞会，认识了韦茨拉尔德意志骑士团的法官布甫的女儿夏绿蒂，并对这位风姿绰约、纯朴端庄的姑娘一见钟情。但是她已同凯斯特纳订了婚。关于歌德与夏绿蒂的相识，凯斯特纳的遗稿中有一封给友人的信的底稿，给我们留下了详细记载：

“l772年9日，歌德碰巧参加一个乡村舞会，我的未婚妻和我也去参加了。我因有事，是后来才去的。……歌德博士……是在车里才同绿蒂相识的”，“绿蒂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歌德第二天就去看望绿蒂……昨天他已经知道，她是位乐天的姑娘……现在他又了解了她更擅长的另一面——料理家务的本领”。[3]

《维特》中描写维特与绿蒂一起坐马车去参加乡村舞会的情节，与凯斯特纳信中所述大致上是吻合的，并非完全虚构，只不过歌德把生活化成小说的时候在细节上作了稍许改动。这一时期凯斯特纳的日记和书信中对歌德的情况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是研究《维特》和《维特》时期的歌德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久，绿蒂就告诉歌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超出友谊的范围。她对歌德的态度恰如其分，不让歌德对她萌生非分之想。

为了摆脱无望的爱情的痛苦，歌德于9月11日不辞而别，返回法兰克福。凯斯特纳9月10日的日记让我们了解到歌德临行前一天的真实情况：

歌德在花园里同我共进午餐。我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 ……晚上歌德来德意志馆（绿蒂的家，在《维特》中歌德把绿蒂的家改成了“猎庄”——笔者）。他、绿蒂和我作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谈生命结束以后的情况，谈到去世和重逢等等，这个话题不是他，而是绿蒂提起的。我们互相约定，我们中谁先死，如果可能，他就应把那边的生活情况告诉活着的人。歌德的情绪十分沮丧，因为他知道，明天一早他就要走了。[4]

《维特》中维特也怀着酸楚、凄凉和忧伤的心情在信中写了离别前的那次类似的谈话。

归途中，歌德顺道到女作家索菲·冯·拉洛歇伯爵夫人在埃伦布赖特施泰因的乡村别墅小住。伯爵夫人的女儿玛克西米莉安娜又使他萌生了新的情愫。这位姑娘的一双乌黑的眸子一直深深地印在诗人心里，直到他生命的晚年。

回到法兰克福以后，旧情未了，一连串新的刺激又灼伤了诗人的心：他亲爱的妹妹出嫁了，随丈夫去了巴登的埃门丁根；玛克西米莉安娜成了富商彼得·勃伦塔诺的妻子；绿蒂和凯斯特纳的婚礼也没有如约通知歌德；韦茨拉尔公使馆的秘书卡尔·威廉·耶鲁撒冷因单恋友人之妻而自杀的噩耗更让他心碎，也使他“找到了《维特》的情节”[5]。 歌德自己记述了他构思和创作《维特》时的内部和外界氛围：

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诗人的眼更添上画家的眼，美丽的乡村风景又有宜人的小河点缀其间，加深我的独处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静地从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围的事物。[6]

生活的体验和创作冲动都有了，一切条件皆已具备，现在歌德要通过文字来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对令人窒息的社会的愤懑。他自己披露：“与友人之妻的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致诗的情景与实际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7]于是，歌德闭门谢客，集中精力，奋笔疾书，不用写作提纲，只用四个星期的时间，《维特》就一气呵成。

确如歌德所说，《维特》中的许多情节真假难辨，这样的例子随处都是，如同小说中一样，夏绿蒂在母亲去世后也担负起操持家务和照看弟妹的任务；歌德 23 岁生日（1772年8月28日）那天，绿蒂和凯斯特纳送给他的礼物真是粉红色的蝴蝶结和荷马诗集，只是小说中把时间改成1771年；歌德在加本海姆确实认识一位长得相当标致的女人，并常常接济她的三个孩子；耶鲁撒冷自杀前也是假托外出旅行，让仆人向凯斯特纳借的手枪，如同小说中维特遣仆人向阿尔贝特借枪一样……歌德自己、夏绿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玛克西米莉安娜等人都是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只是有时稍作改动而已，如以蓝眼睛的夏绿蒂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绿蒂换上了玛克西米莉安娜的乌黑的眸子，以玛克西米莉安娜为原型刻画的冯·B小姐则换了夏绿蒂的蓝眼睛。对于歌德把现实化为诗这一点，凯斯特纳也看得很清楚：

在《维特》的上篇，维特就是歌德自己。在绿蒂和阿尔贝特身上，他借用了我们——我妻子和我的一些特点，但是作了一些改动；另外一些人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为了下篇，为了给维特的死作铺垫，他在上篇中虚构了一些东西加了进去……由于许多次情景太逼真、太熟悉了，人家必然会往我们身上去想……此外，在维特身上有歌德自己的许多性格和思维方式。绿蒂的肖像总体上是我妻子的形象。……下篇跟我们毫不相干。那里的维特是青年耶鲁撒冷，阿尔贝特是普法尔茨公使馆的秘书，绿蒂是这位秘书的夫人……小说中的人物时这三个人来说绝大部分是虚构的……耶鲁撒冷确实给我写过那张小说中提到的便条，出于礼貌，我未加考虑就把手枪借给了他……[8]

由此可见，歌德在塑造《维特》中的人物形象时，并没有照搬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采取了典型化的手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觉得“诗”也是“真”，“真”也是“诗”。这正是歌德高明之处，他深谙艺术创作之道。生活的素材一旦演绎成小说，就包容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情趣，并赋予了它时代的精神，作品也就比生活更高了。因此，《维特》不是歌德的自传，维特不等于歌德，也不等于歌德加耶鲁撒冷。维特、绿蒂等形象己经成为文学画廊中不朽的肖像了。

二、《维特》：时代的产儿

歌德生活的时代，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命途多舛的时代。《维特》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正面临着伟大的历史转折，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已是无可挽回，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微露晨曦。人们心情骚动，思潮翻腾。梅林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那时的情景：“世界历史的黎明时吹来的一阵清新晨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大家迎着崭新的太阳纵声欢呼，这太阳射出的最初的霞光开始染红了历史的地平线。”[9]但是德国的状况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号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只是虚有其名而已。国内仍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据造成邦国林立，战乱不断，农业、手工业、商业极端凋敝，社会十分鄙陋，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人民在苦难中呻吟。恩格斯把当时的德国称作“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10]

当时，德国市民阶级的经济实力虽有增长，但政治上却十分软弱，仍然处于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地位。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毅力，也没有勇气和人民团结起来，“像英国资产阶级从1640到1688年部分地完成的那样”，相反，德国的资产者处在德国“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11]

但是，恩格斯在德国文学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他说，“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12]。恩格斯在文学中看到的“美好的未来”，主要表现在当时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品中。

1770年赫尔德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大体上于1785年结束。当时，在启蒙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作家，对身心所受的压迫深为不满，但是政治上他们又无力改变丑恶的社会现状，于是他们就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呐喊，以表达他们的心声。这些年轻的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英国作家杨格、理查逊、哥德斯密斯等在《莪相集》，特别是在莎士比亚作品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下，抨击现存的社会秩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的教会思想体系，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们崇尚自然，标举天才，高扬民族意识；在美学上，他们拒绝古典主义压抑“自由心灵”的艺术规范，要求摆脱理性主义的精神桎梏，主张扬弃帝王和贵族的题材，塑造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叛逆形象。歌德把狂飙精神概括为“要求独立的精神”[13]。

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领袖是赫尔德，在创作上的代表是歌德。歌德“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14]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1773）、席勒“歌颂一个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15]的《强盗》（1781）和“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16]《阴谋与爱情》（1784)，是这个运动的戏剧代表；诗歌方面，以青年歌德的抒情诗，尤其是以他的《普罗米修斯》（1774）为代表；而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则以浓郁的诗意和强烈的激情宣泄了维特的痛苦、憧憬和绝望，喊出了一代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合乎自然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生价值的心声，而成为狂飙突进运动中最丰硕的成果。小说体现着狂飙突进运动的一切思想和精神，以及艺术上的种种特点，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所以恩格斯赞誉“歌德写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功绩”[17]。

三、维特：“反叛的受难者”

《维特》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对此勃兰兑斯作了深刻的论述：

……下任何定义都不能确切地说出这本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无限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简要地说，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的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歌德不由自主地使这个青年具有他年轻时期的看法、感情和想法，赋予他以他自己的全部丰富卓越的才智。这就把维特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象征性人物；他不仅代表了时代精神，而且代表了新时代的才智。他的宏富伟大的程度几乎和他的命运不相称。[18]

勃兰兑斯的论述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维特心灵的大门，体会他的感情世界，洞察他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认识这个形象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维特的悲剧源于内、外两个方面。

悲剧的内部原因是由于维特爱情上的失败导致了内心无法解脱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感伤、厌世的情绪。初识绿蒂，维特的心就整个被她“俘获”了，他爱她爱得刻骨铭心，恋情像凶猛的山洪，一发而不可收。随后他连续遭受三个沉重的打击，内心的矛盾使他产生了绝望的情绪。

阿尔贝特从外地返回是维特所受的第一次打击。阿尔贝特一回来，维特就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感到他的快乐已经过去，对绿蒂已“不抱什么奢望”。紧接着他和阿尔贝特进行了一场关于自杀问题的争论。经过这次正面冲突，维特的情绪日益阴郁，他不得不走了。绿蒂和阿尔贝特的结婚对维特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得知这个消息时，维特心里仅存的一丝希望也成了泡影。维特辞掉公职，再次来到绿蒂身边时，绿蒂成了阿尔贝特的妻子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他作为第三者的处境极为尴尬。维特的希望越是不能实现，他的追求也越加执拗、强烈，他内心的矛盾无法解脱，因此他常常想到死，把死看作是自己“最后的出路和希望”。在圣诞之夜前夕，他与绿蒂一起诵读《莪相集》，激情冲破了道德的规范，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绿蒂从神智昏乱中恢复过来后，“心里又怕又乱，又爱又怒”：“这是最后一次！维特！您不要再见我了！”绿蒂的这句话对维特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再也无力承受了，于是在圣诞夜给绿蒂写完绝笔信，于午夜 12 点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外，维特多愁善感的性格，是造成他悲惨结局的另一个内在原因。他的感情过于纤细，性格过于脆弱，是个对月长叹、对花落泪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似乎患了一种忧郁症，刚到他的“隐居地”，他就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叹。我们知道，感伤主义是18世纪50至70年代的时代潮流，是当时流行的“时代病”。那时，年轻人争取自由的精神日益发扬，他们不能容忍受支配、受束缚的状况，但是面对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现实，他们行动上又无能为力，他们感情细腻，带有一点病态，便把人生当作是可厌恶的负担[19]，以此来作为对社会的抨击和反抗，德国青年这种“时代病”的外来诱因，是外国文学。歌德曾谈到莎士比亚笔下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及其独白使德国青年为之着魔[20]，盛行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感伤主义文学对德国青年的厌世情绪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读者一认识我们这位朋友维特，就感觉到他强烈的感伤主义情调，他一味强调心灵感受，对人生厌倦，因而寄情于山水，他对月亮、大自然和音乐有着极其敏锐的反应，四季景物随他心境的变化而变换。他第二次来到绿蒂身边时，悲怆情绪已经很浓，周围的景物也和他的心情一样，已是“一派萧飒秋意”，他只有在莪相诗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烦恼和悲伤。莪相诗歌中那无穷无际的旷野，劲风吹动的荒草、长满青苔的墓碑，空中飘浮着阵亡英雄和凋谢的少女的亡灵——这一切使小说男女主人公受到强烈的震撼。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人们“为自己的不满足的热情所苦，而外界又绝没有刺激”来使他们“作有意义的活动”，于是人们便“满怀愤慨，不顾一切，以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脱离尘世，倒为得计”[21]。

维特悲剧的外部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维特曾想通过事业上的发展来摆脱爱情的失望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他走出绿蒂周围的小世界，投身到社会这个大世界之中。他到公使馆供职，以一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处处因循守旧、虚文俗礼，公使对标新立异的维特很是反感，周围的那些庸人个个精神贫乏，空虚无聊，虚伪奸佞，尔虞我诈，一心追逐等级地位，社会上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连冯·B小姐的姑妈，这位“除了仰仗门第的隆荫”之外一贫如洗的老太太，也对维特这位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极为鄙视。有一次维特无意中出现在贵族沙龙上，结果受尽屈辱。维特非常愤怒，真想在自己胸口上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里的闷气”。由于在社会上四处碰壁，事业上的失败，维特对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而是完全任凭自己感情的左右，又回到了绿蒂身边，更深地卷入三角恋爱的纠葛中而不能自拔。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适合维特发展的社会环境，他完全有可能干出一番事业，从而摆脱对绿蒂的苦恋，出现与现在迥乎不同的结局。可是，德国社会容纳不下维特这个天才，鄙陋的封建制度把他推向了毁灭的深渊。普罗米修斯被钉上了德国苦难的十字架，歌德自己则克服了失恋的痛苦和自杀的念头，“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时代的骚动情绪所包含的病态和畸形的东西，全都倾泻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揭开了沉睡在当代的深深激动着的心灵里的一切秘密”[22]。维特这个形象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就在于他蕴含了 18 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的阶级内容和时代思潮，维特身上带着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深深的印记，使他成了“反叛的受难者”[23]。

四、自然·天才

维特时代，“自然”是一个热门话题。早在18世纪中叶，卢梭目睹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压抑了人的发展，人的贪婪和欲望使人逐渐背离了自然、朴质和美好的本质。他认为，人类最美好的状态是“自然状态”，因此他强调人必须“顺乎自然”，呼吁“返回自然”。他在小说《爱弥尔》中把主人公置于大自然之中，让他在劳动和实践中增长才干，努力将他培养成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具有民主意识的新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接过卢梭“返回自然”的口号，提倡投入自然的怀抱，这是对违反自然的鄙陋的德国封建社会的抗议，是对合乎自然的社会制度的憧憬。

维特对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的人生体验和大自然互相交织，融为一体。他来到瓦尔海姆这个村子时，正值温暖的春天，他心里虽然仍不时泛起往日的忧伤，但是明媚的春光，欣欣向荣的大自然温暖着他那颗“常常寒颤的心”，用诗一样的语言唱出对大自然的颂歌。瓦尔海姆小酒店前面两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某乡村牧师院子里的两棵浓荫遮地的胡桃树令他难以忘怀；他赞颂一切合乎自然状态的东西：他喜爱天真的乡村儿童，朴实的农民，还跟下层的老百姓交朋友；他向往纯朴的乡村生活，亲自采摘菀豆，一边撕豆荚上的筋，一边诵读他的荷马；看到姑娘们头顶水瓮，到井边来汲取甘冽的清泉，古代宗法社会的生活便令他陶醉。在他眼里，绿蒂是自然的化身；在公使馆工作时，他发现冯·B小姐“在呆板的生活环境里仍保持着许多自然的天性”，并和她一起“幻想纯净幸福的乡村生活”。他讨厌一切背离自然的东西：鄙视陈腐、傲慢的贵族，与拘泥刻板、因循守旧的公使格格不入，憎恨等级制度和对人的各种束缚，谴贵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倾轧。维特的审美观念也是从自然出发的。在对自然的体悟中他认识到，一切成规“必定会破坏自然的感情和对自然的真实表现”，从而增强了他“纯粹要遵循自然的决心”，使他领悟了艺术创作的真谛：“惟有自然才是无穷丰富的，惟有自然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歌德在谈到创作《维特》的动机时说：“我决心一方面任凭我的内部自然的特性自由无碍地发挥出来，他方面听任外界的自然的特质给予我的影响。”[24]

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1771）这篇短文里认为，莎剧人物准确地再现了人的本质，所以他赞叹道：“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是自然的了。”[25]维特心目中的自然“意味着人的性格的完整性，一如宇宙的统一性，但也是对善与恶的二元论概念的扬弃，抛弃天神的启示和救世的诺言，承认生老病死的人的命运” [26]，这种自然“不单纯是山川风光，而是一种哲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概念”[27], 而且也是一种艺术观。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维特称自己是自然的儿子和朋友。勃兰兑斯认为，维特“不仅在感情上是自然的儿子，而且就天才是自然的最高发展来说，他就是自然本身。他融化到自然里，在自己身上感到了自然的无限生命力，因而产生了‘神化’的感觉”[28]。

除赞美自然外，维特还十分推崇天才。天才这个词常常会引起误解，以为天才就是“超人”，是与生俱来的，是玄而又玄的东西。关于天才，歌德曾发表过许多见解，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到了晚年他的看法趋于成熟，很有睿智。他认为，天才是最合乎自然的，天才反对束缚，要求平等和个性解放；天才是“最富创造力的人”，具有独创性和标新立异精神，具有高尚的目的；天才善于吸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天才不是天生的，要具备多种条件，包括适当的身体素质，要学习别人的长处。[29]

维特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天才和产生天才的时代，所以狂飙突进时期又称为“天才时期”。但是这又是束缚天才的时代，维特是个才气横溢的艺术家，绿蒂曾多次称赞他的才智和秉赋，阿尔贝特也说他是个很有才智的人。维特声称，他“拥抱大自然的全部奇妙的感情”都“打上了天才的印记”。他要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深感社会上到处都有“禁锢着人类创造力和探索力的局限”，譬如到绿蒂的父亲S法官家来作客的一位大夫，见到维特和绿蒂的弟妹一起在地上玩，就颇有微词；又如维特起草文稿讨厌繁缛枯燥的公文语言，而采用狂飙突进运动的生动的文风和具有活力的语言，如倒装句——当时年轻一代强调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的标志——，却遭到恪守理性主义文风及其文法规范的公使的指责。维特的天才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得不到、也不允许他去施展，难怪他要发出如此沉痛的感叹了：“为什么天才的河流难得冲破堤岸，难得成为汹涌澎湃的洪水”，“其原因就在于，两岸住的是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老爷，他们担心自己花园中的亭榭、郁金香花圃以及菜园会被洪水冲毁，所以知道及时筑堤挖渠，以防患于未然”。社会容不得天才，容不得维特这个新派人物，这正是当时德国的耻辱。维特对天才的推崇实质上是他对于当时扼杀天才的封建社会的抗争。

 

歌德“像鹈鹕一样，用自己的心血哺育了”《维特》之后[30]，像是在神父面前作了一次忏悔，了却了一段情缘，把自己“从暴风雨似的心境中拯救出来”[31]，感到心情轻松、自由和宁静。《维特》的作者歌德此时名扬四海，魏玛公国年轻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慕名派宫廷侍从把他请去，26岁的歌德于1775年11月7日到达魏玛，进入公爵的母亲安娜·阿玛莉娅创建的“缪斯宫廷”，担任枢密参事，开始了他新的旅程。以后歌德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创作方法和风格起了重大变化，不再一味听凭感情的宣泄，而是以古希腊罗马艺术为榜样，追求宁静、纯朴，主张感情与理智、理想和现实、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古典人道主义理想。

 

责任编辑：周棉

 

原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