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介绍和分析觅母的生命周期，指出翻译的过程就是将异域觅母复制到本国文化的过程。译者作为宿主，解码以源语言为载体的觅母，并受其感染，再努力将此觅母编码为目标语载体。归化翻译是通过在本国文化中寻找相似的觅母来帮助读者理解异域觅母，在文化接触的早期有其存在的阶段合理性，然而只有努力忠实复制源语文化综合体的异化翻译才是觅母传播的最终趋势。
关键词： 觅母；宿主；传播载体；解码；感染；编码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by introducing and analyzing the lifecycle of meme, expounds tha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e the process of copying alien memes to transmit them to the target culture. The translator, acting as a host who decodes and is infected by alien memes from its vector written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tries to encode the memes into the native language vector.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of finding the similar memes in its native culture is an imperative way to copy the memes at the early stage of cultural contact, while alienating translation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ranslation for the sake of faithfully copying the meme complex of the original culture.
Key words: meme, memetics, host, vector, decoding, encoding, infection
近年来西方文化传播领域出现了一个新词Meme。这个词是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里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1]（P242）一书中首先提出的。 Meme源于生物学词汇gene (基因)，它将文化隐喻为一种有机体，一个“文化传播单位”可看作是一个文化基因 （meme）。这种隐喻基于如下的类比：基因按生物系统中的个体、种群和群落组成基因族、基因库和基因湖，文化也按其影响规模分为个人的、种族的、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 生物体需要遗传和进化，来延续其生命基因，生物体本身是基因的生存机器，生物学上称为“宿主（host）”，其精子或卵子是基因的运载工具，称为 “载体(vector)”。 与之相似，文化也需要通过本身的继承和进步来延续其文化基因，也需要宿主，即文化的承担者和继承者----人，文化基因也要有载体，即一切与人的活动有关的媒介，包括人本身，语言是其中最重要的媒介。这种文化基因“meme”最早被翻译为“觅母”，[2] 随后的一些学者也接受并采用了这一音译的译名，虽然也有人将之翻译为“拟子”，但为保持学术术语的一致性，本文依然使用 “觅母”这个名称来代表文化基因，同时采用的还有与基因相关的“宿主”和“载体”等概念。
随着觅母概念的引进，一门研究觅母的新学科“觅母学(Memetics)”应运而生。觅母学研究的基础是从生物学领域到文化领域的隐喻。这门学科将小至一个理念，大至文化，都看作是一个个觅母单位，或觅母复合体（meme complex）。 一种文化或理念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化或理念，是因为它们都有使其独特的各种觅母。对于生物种群来说，物种的进化是通过基因库中基因的准确复制和有益突变的积累来实现，[1](P21) 对于一个文化来说，其文明的进步也需要通过本身觅母的复制和先进外来觅母的突变来实现。从本国觅母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是通过语言引进有益突变的过程，从而保证本国文化的进步性。从异国觅母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是传播和复制过程，复制的准确性、稳定性和传播速度是异国觅母在新的文化中是否生存的保证。因此，觅母的概念不仅使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活动的意义，还可以解释翻译中出现的归化和异化倾向。 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指出的：“一个新范式的出现，会改变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整个世界”。[3] 本文就试图用觅母的传播规律来论证，归化翻译在文化接触的早期有其存在的阶段合理性，但只有异化翻译才是翻译的最终趋势。
一．翻译的过程是觅母的传播过程
翻译过程可以看作是异国文化的觅母通过语言向本国传播的过程。首先，原作者的作品是一个觅母综合体的载体，负载着作者的理念和作者所处的文化。作者的理念是核心觅母，同时存在于作品中的还有体现文化方方面面的各种觅母。译者读懂了原文，就成为觅母的宿主。但由于语言这种载体因民族而不同，异国文化的觅母势必要转换载体，才能感染更多人。这个任务由作为特殊宿主的译者完成。所以，译者既是异国觅母的解码者和被感染者，也是异国觅母的重要传播者。
根据Henrik Bjarneskans等人[4]对觅母的生命周期的研究，觅母存在于其载体的阶段，称为遗传阶段。未经阅读的原作处于遗传阶段。 读者读懂并接受作品的阶段是觅母的解码和感染阶段。读者受到感染，成为宿主，便会对觅母进行重新编码和传播。译者是个特殊的宿主, 用新的语言对原觅母进行编码，为其换了个新载体，构成觅母的新遗传阶段。成功的翻译是：觅母的这个新载体能使新的宿主通过转换过的语言，依然成功解码这些觅母并受感染，异国的觅母由此得到传播。
觅母通过翻译传播的过程如下图：
核心觅母：原作者的理念 觅母2---觅母N：原作理念所相关的各种文化觅母 |
解码
核心觅母：作者的理念 觅母2---觅母N ：作者理念所处文化的各种觅母 |
编码1 感染
解码
感染 编码2
解码
感染
（载体1：原作） （载体2：译作）
遗传阶段 解码和感染阶段 编码和传播阶段 遗传阶段 解码和感染
觅母传播最重要的过程是宿主解码和受感染阶段。 如果译者编码觅母的新载体——译本——不为读者所接受，觅母也就无法感染这些新宿主，从而中断传播而“死”去。所以上图中译者对原作中的觅母综合体进行编码时，常常要采取编码1以外的编码2方式。编码1是原文觅母的充分复制，即所谓“神形兼备”的翻译，不仅复制原作者的理念（神），还要复制原作所负载的各种文化因素（形）。 但是由于两种语言以及背后的两种文化有着不可重叠性，编码1的方式有时很可能不被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无法传播。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原作觅母进行编码，才能在最大程度复制原有觅母的同时令新的宿主接受，是觅母传播的难题，也是翻译活动自始以来的争论所在。
二．归化异化翻译与觅母的传播
觅母的本性是在传播中尽可能地完全复制自己，如同基因一样，允许的只有大约0.1%的突变。 图中编码1的方式在能够传播的前提下是最理想的复制。 这也符合翻译中的最高境界：译文对其读者不仅要产生原文对其读者的类似效果，还要从语言、文化、风格上也能将原文体现出来。异化翻译追求的便是这种复制。但译者所翻译的这种觅母综合体的载体是语言，而不是音乐、图片、食物等人类可以完全共通的东西。每一种语言以及背后的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两种语言不可能完全重叠，因此异化翻译常常达不到所追求的效果。 意大利文学大师但丁早在14世纪就指出过文学作品的不可译性，18世纪德国的语言学家威廉洪堡也提到“语言的独特性使得语言之间无法互相复制。”[5]（P137）
虽然语言是独特的，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化之间的共通性又使得相对的复制成为可能。一种语言的某种表达方式有时可以同其他语言惊人地相似，对读者产生相似的效果。一个觅母往往可以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觅母，可以对其宿主产生相似的感染。英语和汉语中都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如英文中“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fire.”和中文的成语“无风不起浪”有着相似的深层含义，又如英文的“Love me, love my dog.”和中文成语“爱屋及乌”也异曲同工。因此，很多译者便采取编码2的方式，在本族语中寻找相似的觅母，以期产生原作觅母对其读者产生的相似效果，从而相对忠实地传播原作觅母综合体中的核心觅母。也就是归化翻译所采用的方法。
但是汉语中“无风不起浪”和“爱屋及乌”同英语中相对应的“无火不生烟”、“爱我也爱我的狗”在语言意象上大不相同，相同“所指”背景下这些特别的“能指”反映了另一种文化中的独特觅母。采取归化翻译就会丢失这些觅母。所以一些译者不满足于仅仅复制原作中的核心觅母，而尽可能同时复制与核心相关的其他觅母。虽然异化翻译有时会使读者在解码过程中产生相应难度，也许会影响其感染范围，但是相对更忠实于整个觅母综合体。
三．归化翻译是觅母传播初期的必要阶段
在两种文化接触的初期，由于译入语体系与源语体系相差极大，读者对源语的文化极其陌生，很可能由于无法解码异国的觅母而拒绝受到感染。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初期，有一些异化的表达方式，如将“Milky Way”译成“牛奶路”，虽然更为形象和准确，却受到译界嘲笑，最终被“银河”所替代①。 在此种阶段，译者往往采取归化翻译的方法，力图使目的读者成功理解源语的核心觅母。如佛经在中国的早期翻译，采取了大量的道教哲学名词，进行“比附”和“格义”，[6]由此， “出世”思想——佛经中的核心觅母——成功地得以传播，尽管道教和佛教中的“出世”思想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这些“区别”，即源语觅母综合体中的其他文化觅母--遭到舍弃，但这种归化翻译的传播意义仍十分巨大，它使得两种文化开始互相了解，彼此熟悉,为今后觅母的更完整复制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综观中外历史，著名的提倡归化的翻译家往往产生于两种文化接触的早期，例如：在罗马文化引进希腊文化初期，古罗马翻译家西塞罗（Cicero）提出“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5](P24)“重量”便是指语言对读者产生的冲击和影响。“称出重量”是复制原文的精髓，而不是罗列原文的内容。为了“重量”，“数量”被放弃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用归化的方式翻译《圣经》，其背景也是在德语引进拉丁语的早期。[5](P81)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引入外来文化初期，也是以归化翻译为主。此时期的翻译多数只重视故事性，即核心觅母，对其他的文化内容（觅母2—觅母N）往往随意删改。以1896—1916年发表于《时务报》的福尔摩斯故事为例，译者强调的是福尔摩斯的科学查案方法和重道德、维护法纪的精神，却删除了福尔摩斯使用毒品的习惯和用维多利亚女王的首写字母VR作为练习射击的靶子这个怪癖。因为在清末的中国，由于鸦片泛滥和贻害，民众是不能接受一个正直的化身染有毒癖的。用国君的名字来练习射击，对当时的读者来说也是匪夷所思，甚至是大逆不道的。[7](P25) 如果这些令当地读者极为抵触的觅母不舍弃的话，整个福尔摩斯的形象都有可能遭到拒绝。
又如，《福尔摩斯侦探案》中的女性角色，在外貌上都符合英国文化中代表不同性格女人的固有典型。比如，金发的美人往往不太聪明，没有主见；南欧的女性不论头发的颜色或肤色都较深，身材丰满，性格刚强，脾气也比金发蓝眼的女孩大得多。这些外貌与性格的联系在英语的文化体系中已基本变为常识。如《海军密约》一段，原文对典型的南欧美女安娜是这样描述的：
She was a striking looking woman, 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 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 large dark Italian eyes, 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8]
当时的一种译文基本上是采取直译，刻意保留了原著中安娜的外貌：
见其身矮而壮，面如橄榄，睛黑如意大利人，发黑如漆，面色如霞。——译者：张德坤②。
但是这种身材略矮、并不娇小，肤色也不雪白的形象，对于当时对外国文化接触很少的中国人来说，与“美丽”相差甚远。[7](P43) 所以，《福尔摩斯侦探案》中采用的译文用归化的方式保留了原文的核心觅母——“美丽”，而“英国人眼中的南欧美女典型外貌”这个觅母却被“中国人眼中的典型美女外貌”所替代了：安娜貌颇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眸点漆，似意大利产。斜波流媚，轻盈动人，而卷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性体略短削，微嫌美中不足。——译者：程小青③
《福尔摩斯侦探案》译本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归化翻译是核心觅母传播的生存需要。但是，随着两种文化的日益熟悉和融合，读者的求新、求真心理和觅母的复制本性将不再满足于归化翻译。 尽量靠近理想的编码1的异化翻译成为觅母传播的趋势。
四．异化翻译是觅母传播的要求与趋势
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理解源语中的核心觅母， 但是归化译文载体中的觅母不再是源语的觅母本身，而只是译入语中与之相似的似是而非的觅母，这种译文在文化接触的初期，核心觅母力求生存的阶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如果一直停留在由相似觅母替代阶段，觅母将因无法自我复制而“死”去，所以归化的翻译远远不能满足觅母传播的需要。表面上，归化的译文更自然易懂，似乎拉近了文化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它阻隔了文化，剥夺了读者了解其他文化的机会。 随着译入语读者对于源语文化的日益熟悉，他们将越来越有能力解码源语的其他觅母，也越来越不会满足于用本国的文化似是而非地解码异国觅母。这时，异化翻译就成为觅母传播的要求与趋势。
当然，即使在两种文化相对熟悉的时候，依然有一些异族的觅母很难被本族的宿主所理解，这是彼此文化的独特性造成的。但是作为传播觅母的宿主，译者仍然应该努力地复制这个觅母，使译文成为这个觅母的忠实传播载体，而不要轻易地在本族语中找相似的觅母代替。 如将成语“In the kingdom of blind men, the one-eyed man is king.”归化地译成“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原文中“盲人”、“独眼”之类的“意象”全被中国固有成语中的“老虎”和“猴子”替代了。其实，译者要相信其他宿主（读者）的认知能力，也许这个觅母由于陌生不能立刻感染读者，但随着彼此文化理解的加深，这个觅母就有机会在读者的思想体系中被激活，读者会从不理解变得突然理解，文化从而得到成功的传播。如上例，“盲人国里独眼为王”这个新鲜的表达法已经融入汉语，丰富了汉语的文化。如果译者为了达到当时的通顺和易懂，保守地采取归化的翻译，即以本族相似的觅母代替异族的觅母，本族的文化便永远失去了获得异族觅母的机会，将是文化发展的一大损失。
生物体的进化是通过准确、快速的基因复制和有益基因突变实现的。生物学的转基因技术已经使一些生命体引入其他的基因，加快有益突变从而得到进化。文化体也常常有注入异族觅母的需要，对本族文化的觅母来说，这些引进的异族觅母正构成了文化生命体进化所需的那约0.1%的突变，使本族的文化有新的生命力。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9] 这股“新水”就是翻译带来的异国觅母。正如歌德所说，译者往往是在源语言和译入语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纯语言”，在这种新的语言中，作者与读者见面。在这个新的圈中熟悉的和外来的，了解的和不了解的能向彼此靠拢。[10] 这种新的纯语言就是译入语基础上的异化了的语言。
事实上，由于很多译者坚持异化的翻译，汉语已经吸收了很多外域语言的优质元素，如音位层上的欧佩克、咖啡，词头层上的负增长、软科学、微循环，词尾层上的可读性、知名度、文化热、失落感，词汇层上的热身赛、原罪，语义层上的色狼，词组层上的黑市、摊牌，习语层上的潘多拉盒子，修辞层上的“像苍蝇一样勇敢”，语法层上的倒装形式“你可以来，如果你愿意”，篇章层上的插叙、倒叙、意识流手法，以及文体层上的无韵体诗，等等，[12] 都是异域的觅母在中国文化中成功繁殖的结果，中国的文化觅母也由此得到极大的丰富。因此，作为文化传播宿主的译者，要意识到作为文化觅母传播人的职责。归化翻译只是阐释极陌生文化的权宜之计，而努力接近编码1的异化翻译才应是译者孜孜以求的不变目标。
翻译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从觅母这个新的角度看翻译，也许能对当今翻译界的归化异化之争提供一个新的分析工具。
注：
①“牛奶路”是赵景琛在1922年翻译契诃夫的小说《樊凯》（通译《万卡》）时，对英语Milky Way的翻译，曾遭到鲁迅的批评。但是Milky Way 有时必须译成“牛奶路”,已经有多名学者论及。
②译文选自《时务报》（1896-1916年）第7册P18.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卢允中(译).自私的基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 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13.
[3] Thomas S Khu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134.
[4] Henrik Bjarneskans, Bjarne Grunevik and Anders Sandberg .The Lifecycle of Memes[A]. http://www.aleph.se/Trans/Cultural/Memetics/memecycle.html
[5]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刘英凯.试论奈达“读者反应”论在中国的负面影响 [A].姜治文，文军.英语百论[C].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93-94.
[7]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Arthur Conan Doyle.The Complet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M]. London: Penguin, 1981.449.
[9] 季羡林.我看翻译[A].许钧.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5.
[10]Robinson Douglas.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 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1997,224.
[11]刘英凯.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翻译的解释能力[A].张柏然,许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59-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