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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评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
发布时间: 2010-03-19 浏览次数: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内容提要:《发条橙》对暴力的描写与渲染,对“洗脑”的艺术再现,是小说家揭示人的本质、探索更为普遍的人类问题的手段。伯吉斯用反乌托邦的形式表现了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即意志的极端自由将会给社会带来无尽的暴力灾难,极权社会对人的无情控制又将导致人的自由的全面丧失;极权主义,或行为主义,都是要剥夺主体选择自由的权利,而“自由主义”也未必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此外,伯吉斯在小说中嵌入了大量的音乐,这些音乐成了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重要的主线,它们在联结并凸现人类两种可能性处境的过程中前后呼应,艺术地突出了自由困境的主题。
 
关键词:暴力,洗脑,自由意志,自由难题,音乐
 
 
在安东尼·伯吉斯创作的三十多部小说中,一部他不太满意的小说却为他赢得了最广 泛的声誉,它就是《发条橙》(注:国内以前对《发条橙》介绍不多,如王佐良等主编 的《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对其“只字未提”。2000年,《发条橙》译成中文后(王之 光译,译林出版社),加上著名导演斯坦利·库比力克(Stanley Kubrik)的同名电影的 解禁与流传,国内读书界对之反响很大,一些报刊及网站登载过不少短文进行介绍和评 论。)(A Clockwork Orange,1962)。这部小说因为采用了实验性的语言,被认为是20 世纪中叶英国文坛“反实验”浪潮过后的第一部“实验小说”;(注:Rubin Rabinowit ,The Reaction of Experimentation in the English Novel,New York & London:Colu 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171.)它与作者的另一部小说《不合格的种子》(The W anting Seed)被认为是60年代初两部十分重要的“先锋作品”。(注:Carol M.Dix,Ant hony Burgess,London:Longman,1971,p.13.)其实,《发条橙》最引人瞩目之处不在于 那有限的“实验性”或“先锋性”,而在于它对暴力的描写与渲染,在于它对“洗脑” 的艺术再现。频繁出现的暴力场景强烈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小说对“洗脑”过程的 详尽描写,继奥威尔的《1984》之后再次引发人们对极权社会的巨大恐惧。(注:1971 年,电影艺术师库比力克将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给人们的视听造成了无与伦比的冲击 。电影版的《发条橙》通过电影语言对小说进行了成功而富有创造性的诠释,不仅促成 了小说的更大成功,而且也促进了小说经典地位的确立。)然而,小说描写暴力与“洗 脑”的目的不在于揭露具体的社会罪恶,也不在于影射某个具体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 揭示人的本质,探索更为普遍的人类问题。在《发条橙》中,伯吉斯用反乌托邦的形式 将问题推向了两个极端,表现了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即极端的自由意志将会 给社会带来无尽的暴力灾难,而极权社会对人的无情控制又将导致人的自由的全面丧失 。
     伯吉斯说:“人在定义中就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因此他可以使用自由意志来选择善恶 。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也就是说,他的外表是有机物,似 乎具有可爱的色彩和汁水,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由着上帝、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 (它日益取代了前两者)来摆弄。彻底的善与彻底的恶一样没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选择 权。”(注:Anthony Burgess,“Introduction:A Clockwork Orange Resucked”,in A Clockwork Orange,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8,p.ix.本段译文参考王之光译本 第5页。本文的其他引文均出自该译本,个别地方有所改动,引文页码直接置于文中括 弧内,不再加注。)伯吉斯的“道德选择权”突出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也是人的自 由问题。彻底的恶是自由意志无情放纵的结果,丧失道德选择权的彻底的善又意味着自 由意志的沦丧。在人类的生存境遇中,无论是放纵意志还是扼杀选择,都无法达到真正 的自由,人类社会往往处于这种把持不定的尴尬处境中。
 
         一
 
    《发条橙》对恶行的赤裸裸的描写在文学史中是极其罕见的,三分之一篇幅的暴力渲 染——斗殴,抢劫,强奸,凶杀,吸毒,等等,当今社会的一切丑恶暴行,强烈刺激着 人的感官和道德防线,让人深感恶心和恐惧。当然,也有可能满足人内心深处潜在的发 泄心理和作恶倾向让人产生“奇妙的舒畅感”。
 
   15岁的“小流氓”亚历克斯是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者,他操着独特的纳查奇语讲述着 他青春期的成长经历。他与另外三位“弟兄”组成了一个横行街头、无恶不作的“四人 帮”。小说开始时,他们坐在奶吧里,将迷幻药搀入牛奶中饮用,“议论今晚究竟要干 什么”,然后趁着兴奋与幻想,在夜色笼罩的城市里寻找攻击的目标。于是一个从图书 馆走出来的教师模样的人成了他们今晚的牺牲品。他们将从图书馆出来的珍版图书无情 撕碎,将这个赢弱的老头暴打一顿。“血涌了出来,啊!真好看。”残酷的攻击行为给 他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施暴成了他们本能的快意发泄。
 
    全书的暴力也随着这次施虐可怕地拉开了序幕,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暴行“表演”更让 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他们戴着面具气势汹汹地冲进偏僻的店铺,劈头盖脸将店主夫 妇打倒在地,然后将收款机里的钱财洗劫一空;他们无缘无故将一个醉鬼打得满嘴吐血 ;他们与另一个正在实施“超级暴力”的流氓帮派发生巷战,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们 用万能钥匙偷走别人的汽车,在马路上疯狂飙车,并且以撞人碾人取乐;他们驱车来到 乡间,在夜幕中闯入民宅,将宅子的主人——一位作家的书稿《发条橙》恶意撕毁,然 后对他拳打脚踢,并当面轮奸他的妻子,然后带着血腥扬长而去;他们进行暴力破坏, 将别人的汽车推入河中,将地铁车上的座位拆毁,将车窗玻璃砸碎;他们为争夺帮主之 位发生内讧,于是拳脚相加,“剃刀”相见;“帮主”亚历克斯花言巧语,将两名幼稚 少女诱骗家中,然后残忍地强暴她们;在被捕前,他与“弟兄”们在“老城区”闯入一 位老妇人家中施暴,导致她在医院中死亡。小说的第一部分几乎每一页都有毫不掩饰的 暴力场面。这几个“问题少年”无情地滥施暴力,以“攻击”为乐事,极端自由地宣泄 青春期的本能冲动。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小说家为什么如此集中地描写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小说家展示 暴力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主题?其实,小说家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暴露社会罪 恶,而是为了探索人性问题与人的本质,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天然合理性提出质疑。(注 :申慧辉在《一部警世的反乌托邦小说:读伯吉斯<带发条的桔子>》(载《中华读书报 》1995年9月20日)中认为,这部小说“打碎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神话,要求人们正视 并不美好的真相:人性中有善也有恶。假若不通过道德教育去抑恶扬善,现代文明养育 出的人便将是体魄越强健,对社会的破坏力也越大。”盛宁在给笔者的一封信(2001年1 1月7日)中说:“这一类反乌托邦小说的基本立意则是对人的本质的怀疑,抑或可说是 以‘人性本恶’的认识为出发点,不相信人的自由意志终将给人类带来美好的乌托邦社 会。”)在小说中,亚历克斯并没有被简单地刻画成常见的小流氓形象,一味地在街头 巷尾打打杀杀。崇尚暴力、酷爱古典音乐的他对目标进行无端的攻击和破坏,而且也从 不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滥施暴力正是他极力追求自由意志的结果, 而小说家越是渲染超级暴力,就越发说明极端自由意志的危害。一个人的意志若是为邪 恶所控制,若是进入一种毫无节制的自由状态,那么他就会深深地误入歧途,走上一条 贻害无穷的不归路。
 
         二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自由意志与人性中的暴力欲望联手,并随着人的本能冲动横行肆 虐。然而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自由意志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在技术社会的控制与高 压下一败涂地。
 
    暴力泛滥,罪恶横行社会,而监狱里又人满为患,对罪犯采用“路德维克疗法”进行 改造的呼声日益高涨。当亚历克斯把暴力带进监狱,并导致一名同牢犯死亡的时候,他 就成了当局决心采用路氏技术的第一个试验品,“这个邪恶的小流氓准保会被改造得面 目全非”。(p.103)首先将他的头与四肢牢牢固定,上下眼皮用夹子夹住,“随便怎样 都闭不上眼睛”,然后让他观看各种犯罪的影片,尤其是二战期间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的 暴行影片,并配上他所喜欢的古典音乐,同时还给他服用和注射让他恶心的药物。
 
    政府所采用的生物技术,尽管不是对罪犯实施监禁,或进行肉体消灭,但却控制了人 的意志;人虽然一心向善,无法施恶,但也因此无法在自由意志的指引下实施“道德选 择”。对于政府的“新技术”,监狱的教诲师首先提出了疑问:“问题是这种技术是否 真地能使人向善。善是发自内心的,……善是选择出来的事物。当人不会选择的时候, 他就不再是人了。”(p.93)
 
    那么,我们看看亚历克斯是如何从人,确切地说是从恶人,走向“非人”的:出狱后 他来到“民工的小饭馆”,看见了别人的流氓行为,“差一点作呕”;刚想对住在自己 房间的房客大骂“可怕的杂种”,马上就“难以遏制地变得十分恶心,格利佛(纳查奇 语,即脑袋)疼痛难忍”;一骂出“闭上你肮脏的大屁眼”,马上就感到一阵恶心;想 结束生命,“但一想到自己捅刀子,红血流出来,就恶心得要命”;看到有关伤病的图 画和照片,恶心;看到《圣经》中咒骂和斗殴的场面,恶心;对过去恶行的回忆也会感 到恶心;连做梦施暴也同样感到恶心。当局采用这种新型技术对罪犯实施生物改造,显 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暴力原先可以给予亚历克斯无尽的快乐与愉悦,现在却让他感到 难以容忍的恶心和头痛;曾让他激情迸发的古典音乐一经入耳,便折磨着他的神经,制 造出难以形容的痛苦。
 
    可以看出,亚历克斯不仅完全丧失了向恶的能力,而且与暴行势不两立,水火不容。 由于向恶能力的丧失,亚历克斯无法适应一个充斥着恶行与暴力的社会。他被父母赶出 家门,失去了为人子的应有地位;在图书馆,曾遭暴力少年们毒打的老头认出了他,伙 同别人对他实施了残忍的报复,而其他人也认为他们“这种人应该消灭掉,就像消灭讨 厌的害虫一样”,并愤怒地呼喊“宰了他,踩死他,杀了他,把他牙齿踢掉。”无情的 殴打因警察的匆匆赶到而中止,但曾经是“弟兄”、现在做警察的丁姆并未给予他同情 和帮助,反而将他带到偏僻的郊外,朝他“嘴巴猛揍一拳,红红的鼻血开始滴下”。一 顿拳打脚踢之后,他便一头载倒在荒野的草地上。
 
    人失去了道德选择,失去了自由意志,就无法在社会中生存下来,就必然被社会无情 地抛弃和淘汰。无法应付种种暴力的亚历克斯碰巧来到一个叫“家”的地方,一个曾经 被他施虐的作家的家中。作家的妻子已经在轮奸和毒打后死去,而那本被撕毁的《发条 橙》已经上了书架,作者叫亚历山大。在这个家中,死去的妻子暗示着自由意志肆虐的 一种状况,而书架上的《发条橙》中说“如今的人们都变成了机器……外表却分明是自 然生长的水果”,这又说明了人类生存的另一种可能境况。在“家”中,小说家更是借 “作家”之口进一步深化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作家亚历山大认为亚历克斯是一个“ 现代的受害者”,“可怕新技术的可怜牺牲品”,“他们已经把你(亚历克斯)变成了非 人的东西,你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作出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成了一只行善的 小机器,这一点,我看得清清楚楚——无非是意识域边缘条件反射的营生罢了。音乐与 性行为、文学与艺术,所有这些肯定成了痛苦的来源,而不是快乐的源泉。”(p.171) 不会选择的人就不再是人了,新技术成功的过程就是人失去自由意志的过程,也是人丧 失人性的过程。当亚历克斯大喊“我只能充当上发条的橙子吗?”,(p.139)当作家说政 府当局“把一个体面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发条机器”时,(p.171)小说标题“发条橙” 所隐含的意思也就不难为读者所理解了。
 
    作为事物,发条橙原本是不存在的,伯吉斯用它作为小说的题目,显然具有深刻的寓 意。英语中的“橙子”是“orange”,在小说家通晓的马来语中“人”被称为“orange ”。(注:盛宁在给笔者的信中(2001年11月7日)说:婆罗州、苏门答腊一带有一种巨猿 ,叫ourang-utan,或拼写为orang-utan,简称orang。爱伦·坡的小说《莫格街凶杀案 》中的凶手,最后被查出是一个“orang-utan”。盛先生认为,伯吉斯的意思是“‘人 ’与‘猿’没有根本区别,人性中充满了动物的杀性,但这也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若听 任人的绝对自由意志,那就将给社会带来没完没了的暴力,可是,如若给人装上发条, 那人的自由又将荡然无存。”盛先生提供的材料与阐释非常有助于我们对小说主题的深 刻理解。)因此,“发条橙”显然是指上了发条,或者说受到机械装置控制的人,用作 者的话来说,“它标志着把机械论道德观应用到甘甜多汁的机体上去”。(p.7)“发条 橙”是“人性与机械二者的熔铸”,(注:转引自陆建德编《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 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第305页。)发条是机械装置,橙/人是自 然产物,在特性上相互逆反、不可相容的两种事物合二为一,构成了一个具有丰富联想 的奇谲意象。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一旦上了发条,听凭外在事物的无情控制与驱 使,必然会成为没有自由意志、也无法进行道德选择的“活物”。“一旦社会为了达到 某个目的,有意识地用非人化的方式来利用一个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已经有效地启动了 一个最终将社会所有成员牵涉在内的程序。”(注:Harold Bloom,ed. & introduction ,Modern Critical Views:Anthony Burgess,New York & 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p.127,p.64,p.87,p.63.)如果社会所有成员都变成上了发条的橙子 ,那么这将是一幅多么恐怖的人类社会的生存画面!
 
         三
 
    技术社会可以随意对人进行控制和改造,自由意志与技术社会也就完全对立起来。《 发条橙》的后半部分是一个典型的西方社会所恐惧的“洗脑”故事,在“洗脑”的过程 中,人的个性完全泯灭,个人的自由在国家机器的干涉下完全丧失。但是我们不要就此 认为,小说只是反对极权主义,或是单纯地揭示极权社会下人的自由意志的丧失。正如 小说家渲染暴力不是为了揭示社会罪恶一样,对“洗脑”及其后果的描绘也不纯粹是为 了揭示极权社会下的恐怖状态,小说家所要揭示的正是人类处于意志绝对自由与意志完 全丧失之后的两种可能处境。正因为如此,《发条橙》虽然涉及到“人性善恶”的问题 ,但却不是戈尔丁《蝇王》的重复;虽然是一部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但也不是奥威尔 《1984》的翻版。
 
    小说第一部分,亚历克斯以施暴为乐,在攻击、抢劫、破坏、强奸、杀人中,暴力欲 望得到了快意的满足。一般来说,理智清醒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精神变态般的施暴快感的 ,但小说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亚历克斯是不理智的,他非常自觉地选择了自己的纵欲行 乐。他的选择是极其自由的,但又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而且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 害。因此,即使社会完全剥夺他的自由,甚至剥夺他的生命,那么也是合情合理、无可 厚非的。但是,读完亚历克斯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社会是否有权剥夺人的“向恶” 能力,是否有权剥夺人“作出正确选择的能力”?暴力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施暴者无 疑会危及社会与他人的生存;但社会为了秩序稳定的需要,对施暴者实行无情的“洗脑 ”,又将导致对人的思想与意识的控制与压迫。暴力宣泄是追求意志自由的结果,社会 高压又将导致自由意志的丧失。自由意志的滥用固然可怕,但“道德选择权”的丧失同 样是可怕的。
 
    从“自由”的亚历克斯到洗过脑的亚历克斯,我们不难突破小说表层的“社会问题” ,从而进入小说的深层“概念”,即人的自由问题——一个人类生存的永恒难题。简单 地下个定义,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或欲望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或欲望。人的内 心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在寻求满足,但总是会遭受外部条件和个体自身条件的限制和约束 。伯吉斯首先除去外在的一切限制与约束,让人的内在意志与欲望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于是人无条件实现自由的社会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这种自由的实现显然不是我们 所欲求的一种自由状态。于是小说家又设计了自由的第二种状态:人的意志和欲望受到 严格、甚至极端的控制与改造,自我选择与自我决定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人的天性或自 由欲望在禁锢中遭到无情的扼杀。这种对自由的扼杀显然也不是我们所欲求的一种状态 。在《发条橙》中,伯吉斯将问题推向了两个极端,从而鲜明地突出了人类不得不面对 的自由难题。
 
    美国的《独立宣言》这样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平等,并由 上帝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注:引自 美国《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第二段。)人如果失去自 由,不能按照自由的意志或欲望行动,去满足自己的意志或欲望,那么人就不会有生命 的幸福,就不能享受自由的福祉。因此,任何人或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强制性地限制或控 制人的欲望的实现。但是纵欲,或意志的无限自由必然会导致对别人幸福生活的干扰与 破坏。亚历克斯在接受厌恶性治疗的过程中曾因无法忍受而高呼:“我知道了,反社会 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过幸福生活的权利!”伯吉斯的反讽不仅达到了人性的深处,而且 也深入到人类生存的本质。人如何满足内在的欲望,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又要兼 顾他人的欲望和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仍然需要探索的一个生存难题。
 
         四
 
   英国当代小说家戴维·洛奇把《发条橙》归为“概念小说”。(注:戴维·洛奇认为, 所谓“概念小说”(novel of ideas),即在一部小说中,“是概念——而不是,比如说 情感、道德选择、人际关系或人的命运浮沉——构成作品能量的来源,产生、形成并保 持着叙事的推动力”。David Lodge,The Art of Fiction:Illustrated from Classic and Modern Texts,London:Penguin Books,1992,p.206.中译本《小说的艺术》,王峻 岩等译,作家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20页。)在一次采访中,作者本人也说:《发 条橙》的中心主题就是“自由意志的概念”。(注:Harold Bloom,ed. & introduction ,Modern Critical Views:Anthony Burgess,New York & 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p.127,p.64,p.87,p.63.)伯吉斯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说教,而 是要展示”。(p.6)但这部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有关自由意志的说教。小说家曾经是天 主教徒,因此强调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命中注定只能受天主拯救”。不过 ,小说家本人的意图有时会落空,这部小说在接受的过程中也超越了小说家的基本意图 和宗教意蕴,如有人认为“故事发生的时代属于后现代社会”,“其特征是由于自反性 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客体流通加快”;(注:王之光《有意思的发条橙》,《 发条橙》中译本代序,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第4页。)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对 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做了想像性的描述:人类已经在‘月宫’上建立了定居点;地球上的 环球电视转播已经形成了电视文化;政府可以用生物技术来改造罪犯;人们已经不大看 报,书本要撕掉”。(注:周大新《奇妙的<发条橙>》,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 日。)其实,与其说小说揭示了未来的“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对未来社会可能的 发展方向表现出极大忧虑,倒不如说体现了对人性本质、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
 
    《发条橙》中对极权社会的想像性描绘容易使人想到法西斯主义,更有许多人因为在 特定政治语境下阅读《1984》所带来的思维惯性,加上带有俄语味的英语——纳查奇语 ——的使用,(注:伯吉斯在美国版的再版“引言”中说,使用纳查奇语的目的在于“ 缓和色情描写可能引起的露骨反映”。小说经过翻译后,这“缓和”的功能很难达到, 其中的语言特色在汉语译本中是无法再现的。)认为小说是影射苏联政权。此外,当时 的美国监狱采用行为主义方法来改造罪犯,公开宣布其目的在于限制主体选择的自由, 因此有人认为伯吉斯是想说明“社会主义导致人的意志的丧失,行为主义导致人的灵魂 的丧失”。(注:Harold Bloom,ed. & introduction,Modern Critical Views:Anthony Burgess,New York & 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p.127,p.64,p. 87,p.63.)其实,说伯吉斯意在讽刺“非常邪恶的”的行为主义方法,或是反对极权主 义,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硬要说他是影射社会主义制度,那恐怕也是带有一定政 治偏见的牵强附会了。1961年,作者访问列宁格勒时发现,俄罗斯的城市如同英国的伦 敦一样,流氓团伙十分猖獗,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亲眼目睹两地流氓的所作 所为,在深深的感触中发现了人性的相通之处。《发条橙》中年轻而凶残的恶棍是作者 混合两地流氓特征的产物。15岁的叙述者、小说的主角亚历克斯的名字,以及“四人帮 ”中其他三人的名字,彼特,乔治,丁姆,既是英国式的人名,也是俄罗斯式的人名。 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超越某一特定的地域和人群,揭示人生存的一种普遍状态。
 
    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行为主义,都是要剥夺主体选择自由的权利,但“自由主义” 也未必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小说中的作家亚历山大信奉贝拉基的自由主义,认为伟大 的自由传统必须捍卫,“自由传统高于一切”,(p.176)他极力反对政府采用“生物技 术”来改造罪犯,剥夺人的“道德选择权”,尽管他本人是“自由”的亚历克斯的受害 者。然而,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事业”,甚至不惜牺牲 亚历克斯的性命,希望他成为“自由事业的烈士”,因此在本质上与当局的“改造”行 为异曲同工。更有意思的是,在电影版《发条橙》中,导演让作家在楼下恶狠狠地揿下 录音机按键,播放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直逼得亚历克斯跳楼自杀。可见,作家亚历山 大追求的“自由主义”最终与他反对的“极权主义”殊途同归了。
 
    自杀未遂的亚历克斯又恢复了原先的状态,美国版的《发条橙》在“犯罪与暴力的音 符”中结束了。(注:1986年美国版再版时又补上了第21章。)但是英国版还有第21章: 亚历克斯与他的新同伙坐在奶吧中,又在讨论“下面该玩什么花样”。这与小说的开头 非常相似,小说形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循环。但亚历克斯突然对暴力感到厌恶,他走出 奶吧,想在古典音乐与超级暴力之外寻找新的乐趣。当他遇到从前的一个同伙时,猛然 想到了娶妻生子,告别少不更事的青春。从“自由堕落”的亚历克斯,到被“改造”的 亚历克斯,隐含着人类生存的两种可能发展方向,但是被美国第一版和电影版删除的第 21章则隐含着作者的另一种选择。不过,在这个“温和乏味”的结尾中,小说家只是依 赖“动物习性”,让主人公随着青春的消逝来弃恶从善,期待“长满了香花”的明天。 个体可以在磨难与错误中成长,并最终成熟起来。任何行为技术或理想主义的“革命” 计划,都不会把“善”带到这个世界的。但是,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走出永恒的困境,并最终摘取真正的自由的香花?伯吉斯说过:“艺术品的根本目的在 于:用秩序来整合我们所要面对的混乱的生活。”(注:Harold Bloom,ed. & introduc tion,Modern Critical Views:Anthony Burgess,New York & 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lishers,1987,p.127,p.64,p.87,p.63.)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发条橙》不可 能为“混乱”而复杂的生活找到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答案。
 
         五
 
    在《发条橙》中,伯吉斯嵌入了大量的音乐,其中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第九交响 曲,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第四十一交响曲(《朱庇特》),斯卡德里克的第三交响曲 ,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伯德曼的弦乐四重奏,格特奋斯特的歌剧《床上用品》 ,普劳特斯和乔里洛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等等。(注:伯吉斯是一位著名小说家,但是 作为作曲家却不太为人所知。他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音乐作品,而且经常将音乐嵌入或 融入小说创作中,有的小说直接以音乐为素材,如《拿破仑交响曲》(The Napoleon Sy mphony,1974)和《钢琴演奏者》(The Pianoplayers,1986)。)这些音乐主宰着主人公的 精神世界,起初是他无尽快乐的源泉,后来又成了他无限痛苦的起因。音乐伴随着他的 自由放纵和意志沦丧的始终,成为伯吉斯揭示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
 
    作恶多端的亚历克斯热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小说的第一部分 ,音乐与暴行联手,而且经常融为一体,给亚历克斯带来无尽的快乐。实施暴力与欣赏 音乐似乎格格不入,但是在亚历克斯的身上则是相互支持的,音乐给他以实施暴力的激 情,施暴可以印证他的音乐快感,暴力所带来的快乐与欣赏音乐所带来的快乐合二为一 ,融为一体。
 
     且看他如何和着音乐的节奏来实施暴力,如何随着音乐的节拍来追求自由意志的发泄 :
 
     弟兄们哪,足踏圆舞曲——左二三,右二三——破左脸,割右脸,每一刀都令我陶醉 惬意,结果造成两道血流同时挂下来,在冬夜星光映照下,油腻的胖羊鼻子的两边各一 道,鲜血就像红帘子般淌下来……(p.20)
 
     此外,他曾播放过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激发身体内的“老虎”,然后让“两个小妞” 屈服于他“怪谲的欲望”;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最后乐章曾撩起他内讧的“斗志”, 让他残忍地大打出手。
 
     美妙的音乐不仅激发他暴力和欲望的冲动,而且也让他产生施虐与自慰的快感:
 
     听着听着,我的眼睛紧紧闭牢,以锁定胜过合成丸上帝(小说家虚拟的一种迷幻药名。 ——笔者注)的那种痛快,那些可爱的图景是我熟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躺在地上 ,尖叫着乞求开恩,而我开怀大笑,提靴踩踏他们的面孔。还有脱光的姑娘,尖叫着贴 墙而站,我的肉棒猛烈冲刺着。音乐只有一个乐章,当它升到最高塔的塔顶时,双目紧 闭、格利佛枕双手而卧的我,切切实实地爆发喷射了,同时痛快淋漓地大叫“啊——” 。就这样,美妙的音乐滑向了光辉的休止。(p.38)
 
     在《发条橙》中,伯吉斯为什么要让亚历克斯这样一个“恶少”如此喜欢古典音乐, 尤其是贝多芬的音乐?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多次出现又具有何种意义?罗曼·罗兰在他 的贝多芬传记中这样描写贝多芬:“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 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所剩下的只有力、力底欢乐,需要应 用它,甚至滥用它。”(注:转引自大卫《<发条橙>:电影与音乐的相互阐发》,载“ 音乐聚焦”网站(.con/wcheng/jujiao0011.htm)。)这 种对力的滥用与亚历克斯的放纵欲望何其相似!至于第九交响曲,有人将它解读为对自 由和对自我实现的向往。(注:转引自大卫《<发条橙>:电影与音乐的相互阐发》,载 “音乐聚焦”网站(网址:http://www.hereismusic.con/wcheng/jujiao0011.htm)。) 若果真如此,那么,亚历克斯喜欢第九交响曲也是顺理成章的了。贝多芬音乐的某些理 想追求与亚历克斯对意志自由的追求相得益彰,互相阐发,不仅增加了小说诠释的空间 ,而且也深化了小说有关自由问题的主题内涵。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说:“音乐的最高超最纯粹的形式——比方贝多芬的器乐 ——是离实际生活挺远的;它没有实际或伦理的意义,也没有别的什么社会的意义,只 有一种既不能增也不能减的审美的、音乐的意义。”(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 慕晖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年,第231页。)伯吉斯将这种最纯粹的形式放在小说 的语境中,从而使贝多芬的器乐以及其他音乐超越了单一的“审美的、音乐的意义”。 亚历克斯对欲望的无限满足,与贝多芬音乐中充满无限渴望的浪漫主义一样,在一定的 条件下都可以导致罪恶的发生。亚历克斯在听伯德曼的作品时说:“我想起了曾在这种 ‘现代青年’文章中看到的观点,不由得一笑,他们认为鼓励‘积极的艺术欣赏’可以 改良‘现代青年’。‘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诗歌’会抚慰‘现代青年’,使他们更加‘ 文明’。文明个鸟,生梅毒的卵袋。音乐总是令我激情迸发,弟兄们哪,使我觉得就像 上帝本人一样万能,准备拿起棍棒作闪电进击,令男人女人在我的赫赫威力面前鬼哭狼 嚎。”(pp.46—47)伯吉斯的反讽有力地说明,音乐已经变成了亚历克斯作恶与放纵的 “帮凶”。
 
     另一方面,当亚历克斯丧失“道德选择权”时,当控制他的不再是罪恶意志,而是医 疗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时,音乐又成了他自由意志丧失的无情伴奏,成了他“恶心”的 催化剂。在厌恶性的治疗过程中,“那些暴力电影统统配上了音乐。恐怖的纳粹电影, 竟然配上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最后乐章”。(p.154)因此,当这位“新建的国家罪犯 改造研究所的首位毕业生”走出监狱后,音乐已经不再是让他“激情迸发”的美妙“甜 味”了。于是,当他听到斯卡德里克的第三交响曲时,“疼痛和恶心排山倒海地压过来 ”。(p.183)他被不间断播放的音乐折磨得痛不欲生,最后只好“干掉自己,一死了之 ”。被“治疗”过的亚历克斯无法再欣赏美妙的音乐,因为音乐只会给他带来“疼痛和 恶心”,甚至还危及他的性命,因此,自由意志的丧失在音乐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可怕, 也更加恐怖。
 
     小说结尾,当亚历克斯恢复原先的“自由”状态时,“光辉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又 在耳边响起,而他又可以“闭上眼睛躺着,聆听可爱的音乐”了。(p.194)但“美不胜 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却又让他的暴力欲望重新抬头,他“分明看见自己跑啊跑啊, 提着轻巧而神秘的双腿,用长柄刀雕刻着嗥叫的世界的整个面孔”。(p.195)可以看出 ,音乐在小说结构与主题揭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使小说前后呼应,构成贯穿 小说始终的一个重要主线之外,还在联结并凸现人类两种可能性处境的过程中前后呼应 ,突出了自由困境的主题。
 
(注释:艺术大师库比力克在电影中将音乐深化主题的作用发 挥到了极致。如他将希特勒阅兵、飞机轰炸、城市废墟等镜头配上了《欢乐颂》的音乐 ,激情的音乐未必不可以成为纳粹暴行的“同谋”;再如,他让作家亚历山大在楼下恶 狠狠地播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直把亚历克斯逼得跳楼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