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评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内容提要：《发条橙》对暴力的描写与渲染，对“洗脑”的艺术再现，是小说家揭示人的本质、探索更为普遍的人类问题的手段。伯吉斯用反乌托邦的形式表现了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即意志的极端自由将会给社会带来无尽的暴力灾难，极权社会对人的无情控制又将导致人的自由的全面丧失；极权主义，或行为主义，都是要剥夺主体选择自由的权利，而“自由主义”也未必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此外，伯吉斯在小说中嵌入了大量的音乐，这些音乐成了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重要的主线，它们在联结并凸现人类两种可能性处境的过程中前后呼应，艺术地突出了自由困境的主题。

关键词：暴力，洗脑，自由意志，自由难题，音乐

在安东尼·伯吉斯创作的三十多部小说中，一部他不太满意的小说却为他赢得了最广泛的声誉，它就是《发条橙》(注：国内以前对《发条橙》介绍不多，如王佐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对其“只字未提”。2000年，《发条橙》译成中文后(王之光译，译林出版社)，加上著名导演斯坦利·库比力克(Stanley Kubrik)的同名电影的解禁与流传，国内读书界对之反响很大，一些报刊及网站登载过不少短文进行介绍和评论。)(A Clockwork Orange，1962)。这部小说因为采用了实验性的语言，被认为是20 世纪中叶英国文坛“反实验”浪潮过后的第一部“实验小说”；(注：Rubin Rabinowit ,The Reaction of Experimentation in the English Novel,New York & London:Colu 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171.)它与作者的另一部小说《不合格的种子》(The W anting Seed)被认为是60年代初两部十分重要的“先锋作品”。(注：Carol M.Dix,Ant hony Burgess,London:Longman,1971,p.13.)其实，《发条橙》最引人瞩目之处不在于那有限的“实验性”或“先锋性”，而在于它对暴力的描写与渲染，在于它对“洗脑” 的艺术再现。频繁出现的暴力场景强烈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小说对“洗脑”过程的详尽描写，继奥威尔的《1984》之后再次引发人们对极权社会的巨大恐惧。(注：1971 年，电影艺术师库比力克将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给人们的视听造成了无与伦比的冲击。电影版的《发条橙》通过电影语言对小说进行了成功而富有创造性的诠释，不仅促成了小说的更大成功，而且也促进了小说经典地位的确立。)然而，小说描写暴力与“洗脑”的目的不在于揭露具体的社会罪恶，也不在于影射某个具体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揭示人的本质，探索更为普遍的人类问题。在《发条橙》中，伯吉斯用反乌托邦的形式将问题推向了两个极端，表现了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即极端的自由意志将会给社会带来无尽的暴力灾难，而极权社会对人的无情控制又将导致人的自由的全面丧失。

伯吉斯说：“人在定义中就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因此他可以使用自由意志来选择善恶。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也就是说，他的外表是有机物，似乎具有可爱的色彩和汁水，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由着上帝、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 (它日益取代了前两者)来摆弄。彻底的善与彻底的恶一样没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选择权。”(注：Anthony Burgess,“Introduction:A Clockwork Orange Resucked”,in A　Clockwork Orange,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8,p.ix.本段译文参考王之光译本第5页。本文的其他引文均出自该译本，个别地方有所改动，引文页码直接置于文中括弧内，不再加注。)伯吉斯的“道德选择权”突出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也是人的自由问题。彻底的恶是自由意志无情放纵的结果，丧失道德选择权的彻底的善又意味着自由意志的沦丧。在人类的生存境遇中，无论是放纵意志还是扼杀选择，都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人类社会往往处于这种把持不定的尴尬处境中。

　　　　一

《发条橙》对恶行的赤裸裸的描写在文学史中是极其罕见的，三分之一篇幅的暴力渲染——斗殴，抢劫，强奸，凶杀，吸毒，等等，当今社会的一切丑恶暴行，强烈刺激着人的感官和道德防线，让人深感恶心和恐惧。当然，也有可能满足人内心深处潜在的发泄心理和作恶倾向让人产生“奇妙的舒畅感”。

15岁的“小流氓”亚历克斯是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者，他操着独特的纳查奇语讲述着他青春期的成长经历。他与另外三位“弟兄”组成了一个横行街头、无恶不作的“四人帮”。小说开始时，他们坐在奶吧里，将***搀入牛奶中饮用，“议论今晚究竟要干什么”，然后趁着兴奋与幻想，在夜色笼罩的城市里寻找攻击的目标。于是一个从图书馆走出来的教师模样的人成了他们今晚的牺牲品。他们将从图书馆出来的珍版图书无情撕碎，将这个赢弱的老头暴打一顿。“血涌了出来，啊!真好看。”残酷的攻击行为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施暴成了他们本能的快意发泄。

全书的暴力也随着这次施虐可怕地拉开了序幕，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暴行“表演”更让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他们戴着面具气势汹汹地冲进偏僻的店铺，劈头盖脸将店主夫妇打倒在地，然后将收款机里的钱财洗劫一空；他们无缘无故将一个醉鬼打得满嘴吐血；他们与另一个正在实施“超级暴力”的流氓帮派发生巷战，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们用****偷走别人的汽车，在马路上疯狂飙车，并且以撞人碾人取乐；他们驱车来到乡间，在夜幕中闯入民宅，将宅子的主人——一位作家的书稿《发条橙》恶意撕毁，然后对他拳打脚踢，并当面轮奸他的妻子，然后带着血腥扬长而去；他们进行暴力破坏，将别人的汽车推入河中，将地铁车上的座位拆毁，将车窗玻璃砸碎；他们为争夺帮主之位发生内讧，于是拳脚相加，“剃刀”相见；“帮主”亚历克斯花言巧语，将两名幼稚少女诱骗家中，然后残忍地强暴她们；在被捕前，他与“弟兄”们在“老城区”闯入一位老妇人家中施暴，导致她在医院中死亡。小说的第一部分几乎每一页都有毫不掩饰的暴力场面。这几个“问题少年”无情地滥施暴力，以“攻击”为乐事，极端自由地宣泄青春期的本能冲动。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小说家为什么如此集中地描写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小说家展示暴力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主题?其实，小说家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暴露社会罪恶，而是为了探索人性问题与人的本质，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天然合理性提出质疑。(注：申慧辉在《一部警世的反乌托邦小说：读伯吉斯<带发条的桔子>》(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9月20日)中认为，这部小说“打碎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神话，要求人们正视并不美好的真相：人性中有善也有恶。假若不通过道德教育去抑恶扬善，现代文明养育出的人便将是体魄越强健，对社会的破坏力也越大。”盛宁在给笔者的一封信(2001年1 1月7日)中说：“这一类反乌托邦小说的基本立意则是对人的本质的怀疑，抑或可说是以‘人性本恶’的认识为出发点，不相信人的自由意志终将给人类带来美好的乌托邦社会。”)在小说中，亚历克斯并没有被简单地刻画成常见的小流氓形象，一味地在街头巷尾打打杀杀。崇尚暴力、酷爱古典音乐的他对目标进行无端的攻击和破坏，而且也从不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滥施暴力正是他极力追求自由意志的结果，而小说家越是渲染超级暴力，就越发说明极端自由意志的危害。一个人的意志若是为邪恶所控制，若是进入一种毫无节制的自由状态，那么他就会深深地误入歧途，走上一条贻害无穷的不归路。

　　　　二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自由意志与人性中的暴力欲望联手，并随着人的本能冲动横行肆虐。然而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自由意志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在技术社会的控制与高压下一败涂地。

暴力泛滥，罪恶横行社会，而监狱里又人满为患，对罪犯采用“路德维克疗法”进行改造的呼声日益高涨。当亚历克斯把暴力带进监狱，并导致一名同牢犯死亡的时候，他就成了当局决心采用路氏技术的第一个试验品，“这个邪恶的小流氓准保会被改造得面目全非”。(p.103)首先将他的头与四肢牢牢固定，上下眼皮用夹子夹住，“随便怎样都闭不上眼睛”，然后让他观看各种犯罪的影片，尤其是二战期间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影片，并配上他所喜欢的古典音乐，同时还给他服用和注射让他恶心的药物。

政府所采用的生物技术，尽管不是对罪犯实施监禁，或进行肉体消灭，但却控制了人的意志；人虽然一心向善，无法施恶，但也因此无法在自由意志的指引下实施“道德选择”。对于政府的“新技术”，监狱的教诲师首先提出了疑问：“问题是这种技术是否真地能使人向善。善是发自内心的，……善是选择出来的事物。当人不会选择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人了。”(p.93)

那么，我们看看亚历克斯是如何从人，确切地说是从恶人，走向“非人”的：出狱后他来到“民工的小饭馆”，看见了别人的流氓行为，“差一点作呕”；刚想对住在自己房间的房客大骂“可怕的杂种”，马上就“难以遏制地变得十分恶心，格利佛(纳查奇语，即脑袋)疼痛难忍”；一骂出“闭上你肮脏的大屁眼”，马上就感到一阵恶心；想结束生命，“但一想到自己捅刀子，红血流出来，就恶心得要命”；看到有关伤病的图画和照片，恶心；看到《圣经》中咒骂和斗殴的场面，恶心；对过去恶行的回忆也会感到恶心；连做梦施暴也同样感到恶心。当局采用这种新型技术对罪犯实施生物改造，显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暴力原先可以给予亚历克斯无尽的快乐与愉悦，现在却让他感到难以容忍的恶心和头痛；曾让他激情迸发的古典音乐一经入耳，便折磨着他的神经，制造出难以形容的痛苦。

可以看出，亚历克斯不仅完全丧失了向恶的能力，而且与暴行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由于向恶能力的丧失，亚历克斯无法适应一个充斥着恶行与暴力的社会。他被父母赶出家门，失去了为人子的应有地位；在图书馆，曾遭暴力少年们毒打的老头认出了他，伙同别人对他实施了残忍的报复，而其他人也认为他们“这种人应该消灭掉，就像消灭讨厌的害虫一样”，并愤怒地呼喊“宰了他，踩死他，杀了他，把他牙齿踢掉。”无情的殴打因警察的匆匆赶到而中止，但曾经是“弟兄”、现在做警察的丁姆并未给予他同情和帮助，反而将他带到偏僻的郊外，朝他“嘴巴猛揍一拳，红红的鼻血开始滴下”。一顿拳打脚踢之后，他便一头载倒在荒野的草地上。

人失去了道德选择，失去了自由意志，就无法在社会中生存下来，就必然被社会无情地抛弃和淘汰。无法应付种种暴力的亚历克斯碰巧来到一个叫“家”的地方，一个曾经被他施虐的作家的家中。作家的妻子已经在轮奸和毒打后死去，而那本被撕毁的《发条橙》已经上了书架，作者叫亚历山大。在这个家中，死去的妻子暗示着自由意志肆虐的一种状况，而书架上的《发条橙》中说“如今的人们都变成了机器……外表却分明是自然生长的水果”，这又说明了人类生存的另一种可能境况。在“家”中，小说家更是借 “作家”之口进一步深化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作家亚历山大认为亚历克斯是一个“ 现代的受害者”，“可怕新技术的可怜牺牲品”，“他们已经把你(亚历克斯)变成了非人的东西，你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作出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成了一只行善的小机器，这一点，我看得清清楚楚——无非是意识域边缘条件反射的营生罢了。音乐与性行为、文学与艺术，所有这些肯定成了痛苦的来源，而不是快乐的源泉。”(p.171) 不会选择的人就不再是人了，新技术成功的过程就是人失去自由意志的过程，也是人丧失人性的过程。当亚历克斯大喊“我只能充当上发条的橙子吗?”，(p.139)当作家说政府当局“把一个体面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发条机器”时，(p.171)小说标题“发条橙” 所隐含的意思也就不难为读者所理解了。

作为事物，发条橙原本是不存在的，伯吉斯用它作为小说的题目，显然具有深刻的寓意。英语中的“橙子”是“orange”，在小说家通晓的马来语中“人”被称为“orange ”。(注：盛宁在给笔者的信中(2001年11月7日)说：婆罗州、苏门答腊一带有一种巨猿，叫ourang-utan，或拼写为orang-utan，简称orang。爱伦·坡的小说《莫格街凶杀案》中的凶手，最后被查出是一个“orang-utan”。盛先生认为，伯吉斯的意思是“‘人 ’与‘猿’没有根本区别，人性中充满了动物的杀性，但这也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若听任人的绝对自由意志，那就将给社会带来没完没了的暴力，可是，如若给人装上发条，那人的自由又将荡然无存。”盛先生提供的材料与阐释非常有助于我们对小说主题的深刻理解。)因此，“发条橙”显然是指上了发条，或者说受到机械装置控制的人，用作者的话来说，“它标志着把机械论道德观应用到甘甜多汁的机体上去”。(p.7)“发条橙”是“人性与机械二者的熔铸”，(注：转引自陆建德编《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第305页。)发条是机械装置，橙/人是自然产物，在特性上相互逆反、不可相容的两种事物合二为一，构成了一个具有丰富联想的奇谲意象。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一旦上了发条，听凭外在事物的无情控制与驱使，必然会成为没有自由意志、也无法进行道德选择的“活物”。“一旦社会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有意识地用非人化的方式来利用一个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已经有效地启动了一个最终将社会所有成员牵涉在内的程序。”(注：Harold Bloom,ed. & introduction ,Modern Critical Views:Anthony Burgess,New York & 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p.127,p.64,p.87,p.63.)如果社会所有成员都变成上了发条的橙子，那么这将是一幅多么恐怖的人类社会的生存画面!

　　　　三

技术社会可以随意对人进行控制和改造，自由意志与技术社会也就完全对立起来。《发条橙》的后半部分是一个典型的西方社会所恐惧的“洗脑”故事，在“洗脑”的过程中，人的个性完全泯灭，个人的自由在国家机器的干涉下完全丧失。但是我们不要就此认为，小说只是反对极权主义，或是单纯地揭示极权社会下人的自由意志的丧失。正如小说家渲染暴力不是为了揭示社会罪恶一样，对“洗脑”及其后果的描绘也不纯粹是为了揭示极权社会下的恐怖状态，小说家所要揭示的正是人类处于意志绝对自由与意志完全丧失之后的两种可能处境。正因为如此，《发条橙》虽然涉及到“人性善恶”的问题，但却不是戈尔丁《蝇王》的重复；虽然是一部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但也不是奥威尔《1984》的翻版。

小说第一部分，亚历克斯以施暴为乐，在攻击、抢劫、破坏、强奸、杀人中，暴力欲望得到了快意的满足。一般来说，理智清醒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精神变态般的施暴快感的，但小说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亚历克斯是不理智的，他非常自觉地选择了自己的纵欲行乐。他的选择是极其自由的，但又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而且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因此，即使社会完全剥夺他的自由，甚至剥夺他的生命，那么也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但是，读完亚历克斯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社会是否有权剥夺人的“向恶” 能力，是否有权剥夺人“作出正确选择的能力”?暴力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施暴者无疑会危及社会与他人的生存；但社会为了秩序稳定的需要，对施暴者实行无情的“洗脑 ”，又将导致对人的思想与意识的控制与压迫。暴力宣泄是追求意志自由的结果，社会高压又将导致自由意志的丧失。自由意志的滥用固然可怕，但“道德选择权”的丧失同样是可怕的。

从“自由”的亚历克斯到洗过脑的亚历克斯，我们不难突破小说表层的“社会问题” ，从而进入小说的深层“概念”，即人的自由问题——一个人类生存的永恒难题。简单地下个定义，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或欲望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或欲望。人的内心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在寻求满足，但总是会遭受外部条件和个体自身条件的限制和约束。伯吉斯首先除去外在的一切限制与约束，让人的内在意志与欲望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于是人无条件实现自由的社会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这种自由的实现显然不是我们所欲求的一种自由状态。于是小说家又设计了自由的第二种状态：人的意志和欲望受到严格、甚至极端的控制与改造，自我选择与自我决定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人的天性或自由欲望在禁锢中遭到无情的扼杀。这种对自由的扼杀显然也不是我们所欲求的一种状态。在《发条橙》中，伯吉斯将问题推向了两个极端，从而鲜明地突出了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自由难题。

美国的《独立宣言》这样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平等，并由上帝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注：引自美国《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第二段。)人如果失去自由，不能按照自由的意志或欲望行动，去满足自己的意志或欲望，那么人就不会有生命的幸福，就不能享受自由的福祉。因此，任何人或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强制性地限制或控制人的欲望的实现。但是纵欲，或意志的无限自由必然会导致对别人幸福生活的干扰与破坏。亚历克斯在接受厌恶性治疗的过程中曾因无法忍受而高呼：“我知道了，反社会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过幸福生活的权利!”伯吉斯的反讽不仅达到了人性的深处，而且也深入到人类生存的本质。人如何满足内在的欲望，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又要兼顾他人的欲望和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仍然需要探索的一个生存难题。

　　　　四

英国当代小说家戴维·洛奇把《发条橙》归为“概念小说”。(注：戴维·洛奇认为，所谓“概念小说”(novel of ideas)，即在一部小说中，“是概念——而不是，比如说情感、道德选择、人际关系或人的命运浮沉——构成作品能量的来源，产生、形成并保持着叙事的推动力”。David Lodge,The Art of Fiction:Illustrated from Classic　and Modern Texts,London:Penguin Books,1992,p.206.中译本《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20页。)在一次采访中，作者本人也说：《发条橙》的中心主题就是“自由意志的概念”。(注：Harold Bloom,ed. & introduction ,Modern Critical Views:Anthony Burgess,New York & 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p.127,p.64,p.87,p.63.)伯吉斯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说教，而是要展示”。(p.6)但这部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有关自由意志的说教。小说家曾经是天主教徒，因此强调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命中注定只能受天主拯救”。不过，小说家本人的意图有时会落空，这部小说在接受的过程中也超越了小说家的基本意图和宗教意蕴，如有人认为“故事发生的时代属于后现代社会”，“其特征是由于自反性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客体流通加快”；(注：王之光《有意思的发条橙》，《发条橙》中译本代序，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第4页。)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对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做了想像性的描述：人类已经在‘月宫’上建立了定居点；地球上的环球电视转播已经形成了电视文化；政府可以用生物技术来改造罪犯；人们已经不大看报，书本要撕掉”。(注：周大新《奇妙的<发条橙>》，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 日。)其实，与其说小说揭示了未来的“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对未来社会可能的发展方向表现出极大忧虑，倒不如说体现了对人性本质、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

《发条橙》中对极权社会的想像性描绘容易使人想到法西斯主义，更有许多人因为在特定政治语境下阅读《1984》所带来的思维惯性，加上带有俄语味的英语——纳查奇语 ——的使用，(注：伯吉斯在美国版的再版“引言”中说，使用纳查奇语的目的在于“ 缓和色情描写可能引起的露骨反映”。小说经过翻译后，这“缓和”的功能很难达到，其中的语言特色在汉语译本中是无法再现的。)认为小说是影射苏联政权。此外，当时的美国监狱采用行为主义方法来改造罪犯，公开宣布其目的在于限制主体选择的自由，因此有人认为伯吉斯是想说明“社会主义导致人的意志的丧失，行为主义导致人的灵魂的丧失”。(注：Harold Bloom,ed. & introduction,Modern Critical Views:Anthony　Burgess,New York & 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p.127,p.64,p. 87,p.63.)其实，说伯吉斯意在讽刺“非常邪恶的”的行为主义方法，或是反对极权主义，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硬要说他是影射社会主义制度，那恐怕也是带有一定政治偏见的牵强附会了。1961年，作者访问列宁格勒时发现，俄罗斯的城市如同英国的伦敦一样，流氓团伙十分猖獗，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亲眼目睹两地流氓的所作所为，在深深的感触中发现了人性的相通之处。《发条橙》中年轻而凶残的恶棍是作者混合两地流氓特征的产物。15岁的叙述者、小说的主角亚历克斯的名字，以及“四人帮 ”中其他三人的名字，彼特，乔治，丁姆，既是英国式的人名，也是俄罗斯式的人名。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超越某一特定的地域和人群，揭示人生存的一种普遍状态。

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行为主义，都是要剥夺主体选择自由的权利，但“自由主义” 也未必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小说中的作家亚历山大信奉贝拉基的自由主义，认为伟大的自由传统必须捍卫，“自由传统高于一切”，(p.176)他极力反对政府采用“生物技术”来改造罪犯，剥夺人的“道德选择权”，尽管他本人是“自由”的亚历克斯的受害者。然而，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事业”，甚至不惜牺牲亚历克斯的性命，希望他成为“自由事业的烈士”，因此在本质上与当局的“改造”行为异曲同工。更有意思的是，在电影版《发条橙》中，导演让作家在楼下恶狠狠地揿下录音机按键，播放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直逼得亚历克斯跳楼自杀。可见，作家亚历山大追求的“自由主义”最终与他反对的“极权主义”殊途同归了。

自杀未遂的亚历克斯又恢复了原先的状态，美国版的《发条橙》在“犯罪与暴力的音符”中结束了。(注：1986年美国版再版时又补上了第21章。)但是英国版还有第21章：亚历克斯与他的新同伙坐在奶吧中，又在讨论“下面该玩什么花样”。这与小说的开头非常相似，小说形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循环。但亚历克斯突然对暴力感到厌恶，他走出奶吧，想在古典音乐与超级暴力之外寻找新的乐趣。当他遇到从前的一个同伙时，猛然想到了娶妻生子，告别少不更事的青春。从“自由堕落”的亚历克斯，到被“改造”的亚历克斯，隐含着人类生存的两种可能发展方向，但是被美国第一版和电影版删除的第 21章则隐含着作者的另一种选择。不过，在这个“温和乏味”的结尾中，小说家只是依赖“动物习性”，让主人公随着青春的消逝来弃恶从善，期待“长满了香花”的明天。个体可以在磨难与错误中成长，并最终成熟起来。任何行为技术或理想主义的“革命” 计划，都不会把“善”带到这个世界的。但是，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出永恒的困境，并最终摘取真正的自由的香花?伯吉斯说过：“艺术品的根本目的在于：用秩序来整合我们所要面对的混乱的生活。”(注：Harold Bloom,ed. & introduc tion,Modern Critical Views:Anthony Burgess,New York & 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lishers,1987,p.127,p.64,p.87,p.63.)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发条橙》不可能为“混乱”而复杂的生活找到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答案。

　　　　五

在《发条橙》中，伯吉斯嵌入了大量的音乐，其中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第九交响曲，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第四十一交响曲(《朱庇特》)，斯卡德里克的第三交响曲，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伯德曼的弦乐四重奏，格特奋斯特的歌剧《床上用品》，普劳特斯和乔里洛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等等。(注：伯吉斯是一位著名小说家，但是作为作曲家却不太为人所知。他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音乐作品，而且经常将音乐嵌入或融入小说创作中，有的小说直接以音乐为素材，如《拿破仑交响曲》(The Napoleon Sy mphony,1974)和《钢琴演奏者》(The Pianoplayers,1986)。)这些音乐主宰着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起初是他无尽快乐的源泉，后来又成了他无限痛苦的起因。音乐伴随着他的自由放纵和意志沦丧的始终，成为伯吉斯揭示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

作恶多端的亚历克斯热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音乐与暴行联手，而且经常融为一体，给亚历克斯带来无尽的快乐。实施暴力与欣赏音乐似乎格格不入，但是在亚历克斯的身上则是相互支持的，音乐给他以实施暴力的激情，施暴可以印证他的音乐快感，暴力所带来的快乐与欣赏音乐所带来的快乐合二为一，融为一体。

且看他如何和着音乐的节奏来实施暴力，如何随着音乐的节拍来追求自由意志的发泄：

弟兄们哪，足踏圆舞曲——左二三，右二三——破左脸，割右脸，每一刀都令我陶醉惬意，结果造成两道血流同时挂下来，在冬夜星光映照下，油腻的胖羊鼻子的两边各一道，鲜血就像红帘子般淌下来……(p.20)

此外，他曾播放过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激发身体内的“老虎”，然后让“两个小妞” 屈服于他“怪谲的欲望”；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最后乐章曾撩起他内讧的“斗志”，让他残忍地大打出手。

美妙的音乐不仅激发他暴力和欲望的冲动，而且也让他产生施虐与自慰的快感：

听着听着，我的眼睛紧紧闭牢，以锁定胜过合成丸上帝(小说家虚拟的一种***名。 ——笔者注)的那种痛快，那些可爱的图景是我熟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躺在地上，尖叫着乞求开恩，而我开怀大笑，提靴踩踏他们的面孔。还有脱光的姑娘，尖叫着贴墙而站，我的肉棒猛烈冲刺着。音乐只有一个乐章，当它升到最高塔的塔顶时，双目紧闭、格利佛枕双手而卧的我，切切实实地爆发喷射了，同时痛快淋漓地大叫“啊——” 。就这样，美妙的音乐滑向了光辉的休止。(p.38)

在《发条橙》中，伯吉斯为什么要让亚历克斯这样一个“恶少”如此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音乐?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多次出现又具有何种意义?罗曼·罗兰在他的贝多芬传记中这样描写贝多芬：“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所剩下的只有力、力底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注：转引自大卫《<发条橙>：电影与音乐的相互阐发》，载“ 音乐聚焦”网站(.con/wcheng/jujiao0011.htm)。)这种对力的滥用与亚历克斯的放纵欲望何其相似!至于第九交响曲，有人将它解读为对自由和对自我实现的向往。(注：转引自大卫《<发条橙>：电影与音乐的相互阐发》，载 “音乐聚焦”网站(网址：http://www.hereismusic.con/wcheng/jujiao0011.htm)。) 若果真如此，那么，亚历克斯喜欢第九交响曲也是顺理成章的了。贝多芬音乐的某些理想追求与亚历克斯对意志自由的追求相得益彰，互相阐发，不仅增加了小说诠释的空间，而且也深化了小说有关自由问题的主题内涵。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说：“音乐的最高超最纯粹的形式——比方贝多芬的器乐 ——是离实际生活挺远的；它没有实际或伦理的意义，也没有别的什么社会的意义，只有一种既不能增也不能减的审美的、音乐的意义。”(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年，第231页。)伯吉斯将这种最纯粹的形式放在小说的语境中，从而使贝多芬的器乐以及其他音乐超越了单一的“审美的、音乐的意义”。亚历克斯对欲望的无限满足，与贝多芬音乐中充满无限渴望的浪漫主义一样，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导致罪恶的发生。亚历克斯在听伯德曼的作品时说：“我想起了曾在这种 ‘现代青年’文章中看到的观点，不由得一笑，他们认为鼓励‘积极的艺术欣赏’可以改良‘现代青年’。‘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诗歌’会抚慰‘现代青年’，使他们更加‘ 文明’。文明个鸟，生梅毒的卵袋。音乐总是令我激情迸发，弟兄们哪，使我觉得就像上帝本人一样万能，准备拿起棍棒作闪电进击，令男人女人在我的赫赫威力面前鬼哭狼嚎。”(pp.46—47)伯吉斯的反讽有力地说明，音乐已经变成了亚历克斯作恶与放纵的 “帮凶”。

另一方面，当亚历克斯丧失“道德选择权”时，当控制他的不再是罪恶意志，而是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时，音乐又成了他自由意志丧失的无情伴奏，成了他“恶心”的催化剂。在厌恶性的治疗过程中，“那些暴力电影统统配上了音乐。恐怖的纳粹电影，竟然配上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最后乐章”。(p.154)因此，当这位“新建的国家罪犯改造研究所的首位毕业生”走出监狱后，音乐已经不再是让他“激情迸发”的美妙“甜味”了。于是，当他听到斯卡德里克的第三交响曲时，“疼痛和恶心排山倒海地压过来 ”。(p.183)他被不间断播放的音乐折磨得痛不欲生，最后只好“干掉自己，一死了之 ”。被“治疗”过的亚历克斯无法再欣赏美妙的音乐，因为音乐只会给他带来“疼痛和恶心”，甚至还危及他的性命，因此，自由意志的丧失在音乐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可怕，也更加恐怖。

小说结尾，当亚历克斯恢复原先的“自由”状态时，“光辉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又在耳边响起，而他又可以“闭上眼睛躺着，聆听可爱的音乐”了。(p.194)但“美不胜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却又让他的暴力欲望重新抬头，他“分明看见自己跑啊跑啊，提着轻巧而神秘的双腿，用长柄刀雕刻着嗥叫的世界的整个面孔”。(p.195)可以看出，音乐在小说结构与主题揭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使小说前后呼应，构成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重要主线之外，还在联结并凸现人类两种可能性处境的过程中前后呼应，突出了自由困境的主题。

（注释：艺术大师库比力克在电影中将音乐深化主题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他将希特勒阅兵、飞机轰炸、城市废墟等镜头配上了《欢乐颂》的音乐，激情的音乐未必不可以成为纳粹暴行的“同谋”；再如，他让作家亚历山大在楼下恶狠狠地播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直把亚历克斯逼得跳楼自杀。）